10月15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结束,由现任奥地利外长、31岁的库尔茨领导的人民党大胜,以大约31.6%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库尔茨将着手组阁并出任总理,从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年轻的领导人。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鉴于此前人民党与这次选举后的第二大党社民党已闹翻,预计库尔茨很可能会与自由党谈判组建联合政府。
从今年3月荷兰大选中自由党崛起为议会第二大党,到5月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闯入决胜轮投票,再到9月德国大选中选择党历史性地首次进入联邦议院,经历大选年的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纷纷逆袭。在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欧洲正遭遇内部失衡和认同危机,加上外部难民危机的叠加冲击,民粹主义回潮并导致欧洲政坛呈现出向右转的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极右翼政治势力
跻身欧洲各国政坛
今年3月15日,荷兰举行议会二院选举,拉开了2017年欧洲大选年的序幕,也成为欧洲极右势力能否实现突破上台执政的首次大考。
那次选举中,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荷兰自民党有惊无险地赢下选举,以33席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经过创纪录的208天漫长组阁谈判之后,吕特与荷兰基民盟、六六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协议,组成四党联合政府。
在荷兰政坛不受其他政党待见的极右翼自由党,在议会二院选举中一举赢得20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虽然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但自由党也坐实了议会第一大反对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更大影响力。
荷兰大选结果让欧洲长舒了一口气,也成为欧洲大选年期间极右翼政治势力选情走势的风向标。
4月23日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传统左翼大党社会党和右翼大党共和党纷纷出局,“政治新人”马克龙打着“跨越左右两派之分”的旗号,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琳娜·勒庞一起进入决胜轮。
这是国民阵线候选人时隔15年再次进入法国大选决胜轮投票,上一次是玛琳娜·勒庞的父亲让·玛丽·勒庞。也正因此,法国政治传统中的“左右联合抵制极右”潜规则再现,玛琳娜·勒庞在5月7日的决战中大败而归。
作为欧盟核心大国,法国大选结果给欧洲吃了颗定心丸,马克龙明确宣示要与德国紧密合作,维护和推进欧盟改革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进入下半年后,当欧洲以为极右翼政治势力泛起的浪潮逐渐退去时,9月24日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又让人捏了一把汗。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姊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虽然毫无悬念地赢得选举并维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33%的得票率较上次大选减少了8.5%,为历史第二差战绩。同时,另一老牌政党社民党以20.5%的得票率维持第二大党地位,但比上次大选减少了5.2%,为历史最差战绩。
德国这两大主流政党此次损失的选票,流向了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助推后者一举以12.6%——比上次大选增加近3倍——的得票率成为第三大党,并历史性地首次进入联邦议院。
极右翼在德国的逆袭比在其他国家造成的冲击更大,也反映出极右翼力量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倒正在渐进式地走进欧洲各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及接下来该国的组阁形势,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很可能将以政治盟友的身份,与库尔茨领导的人民党“搭伙”,成为该国政坛的双主角。
当然,自由党在奥地利得以变相上台,也有其特殊性。二战后,极右翼思想在奥地利清除得并不彻底,自由党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是该国的主流政党,此番逆袭实则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
保守主义席卷大洋两岸
其实,早在奥地利去年的总统选举中,极右翼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就差点成为二战后欧洲首位极右翼国家元首。去年5月22日,霍费尔以微弱劣势输给了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在去年12月4日的重新投票中,范德贝伦以明显优势再度胜出。
虽然霍费尔没有实现突破,但奥地利总统选举的结果反映出,该国传统左右大党轮流坐庄规律被打破,折射出民众对传统精英政治的厌倦和求变心态。
比起奥地利,欧洲有个更重要的国家也在求变——英国公投“脱欧”。
去年6月23日,为了倒逼欧盟加快改革,回应国内民众限制外来移民及其分割本国公民福利和就业机会、重拾被欧盟体制削弱的本国主权等呼声,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决定搞“脱欧”公投。
结果众所周知,英国飞出第一只“黑天鹅”,卡梅伦下台,特蕾莎·梅继任并开启英国“脱欧”进程。英国“脱欧”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历史性倒退。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里,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酝酿。去年11月8日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毫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政坛老油条”希拉里。
如果说英国要在英吉利海峡对欧洲扎起藩篱,那么,特朗普则是要在美国东西两洋和南北陆上建造“边境墙”。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退出TPP,要求与日韩等国重签双边协定,呈现出反多边主义、逆经济全球化倾向；在气候变化和文化领域,美国相继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便对待欧洲和亚太盟友,特朗普也曾屡次索要“保护费”……
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施政,都是更重内向性。换句话说,二者现阶段都更趋于保守主义和利己主义,而“特朗普效应”又反作用于欧洲。
发展失衡认同感减弱
难民揭开了欧洲伤疤
特朗普入主白宫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特朗普就职次日,欧洲主要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就云集德国城市科布伦茨,参加名为“民族与自由欧洲”的大会,这是欧洲极右翼政客首次大规模聚会。
与会的极右翼政客包括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琳娜·勒庞、德国选择党主席佩特里、荷兰自由党领导人维尔德斯、奥地利自由党总书记威利姆斯凯、意大利反欧盟政党“北方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等人。
玛琳娜·勒庞表示,“2017年会成为欧洲大陆人民觉醒的一年”。佩特里则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向其致函,称“德国和欧洲未来也会追随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定位”。在那次欧洲“极右盛会”上,难民问题被着重提及,并将矛头直指默克尔,指责其在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来者不拒”的难民政策。
德国在2015年接收难民超过110万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安全形势加剧,默克尔一度遭遇执政危机。作为难民进入德国的必经之路,奥地利这个860万人口的国家接收了总人口1%数量的难民,是欧洲接收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难民危机这面镜子照出了欧洲面临的各种问题。围绕难民,欧盟主张向各成员国分配并安置,德法等国乐见如此,但很多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德国国内曾就是否以及如何救助希腊等重债国有过激烈争论,当时深陷财政危机的“欧猪五国”中,有四个集中在南欧地区,凸显欧洲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近年来欧洲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后,移民和难民的移动路线又揭示出欧洲东西发展的失衡。为此,德法意西提出“多速欧洲”发展计划,结果又招致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
加上近年来英法等西欧多国接连遭受大规模恐袭事件,欧洲整体的安全形势更趋严峻,而这又与难民潮的涌入存在关联,更与各国政府此前对外奉行干预性外交政策有关。
表面上看,欧洲极右势力崛起是借着难民危机触发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盟近些年来快速扩员导致内部发展失衡,且新成员较西欧各国来说对欧盟的认同感更弱,从而严重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内部问题的累积也为极端政治势力的逆袭埋下伏笔。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欧洲曾出现过一次极右势力崛起的小高潮,在欧洲经济复苏之后逐渐式微。但难民危机触发欧洲经济、政治、安全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给了各国极右翼政治势力再次抬头的时机,并成为今天欧洲政坛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对欧洲来说,不但要对极右势力更加警惕,更要在下一个选举周期到来前完成传统政党的自我革新,以及提振经济、弥合社会矛盾、妥善处理难民后续问题,否则未来有可能遭遇极右势力的更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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