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文坛五十年》
吴泰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79年吴泰昌(右)与叶圣陶合影。
1980年吴泰昌(左)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合影,地点为北京三里河钱宅凉台。
>> 上门请教张恨水,遭遇两小时沉默
1958年,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吴泰昌参与了现代部分的写作,经常主动与当时的文化名家取得联系,上门求教。
他曾写信向叶圣陶请教,叶老很快给他回了信,约定好时间在北京东四八条七十一号的家中见面。遗憾的是,后来因叶老临时有事取消了。
系主任杨晦亲自写信介绍吴泰昌和同学们去看望正在养病的文学评论家阿英。阿英先生不仅同学生们谈了研究近代文学应注意些什么,送给他们自己编的近代文学资料集,还主动将郑振铎送他的《晚清文选》长时间借给他们。后来杨晦说,藏书家愿意将这么宝贵的书外借,真没想到。
获知张恨水自1949年中风休养后已逐渐恢复,并开始动笔了,吴泰昌设法打听到了张家的地址。对贸然造访的不速之客,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张恨水,只睁开眼睛示意请他坐下。吴泰昌说明来意,想听取他关于章回小说和他自己几部通俗小说的看法。张恨水沉默不语。吴泰昌以为他在思考,像老师准备给学生讲课一样,但等了很久,他仍是不开口。“那天在他家呆了近两个小时,时光在寂寞中流逝,脑子里留存的只是他的沉默和院落的冷清。”后来,吴泰昌向张恨水的侄子、戏剧评论家张羽军提及此事,张羽军说,主要不是因身体不好,他是有顾虑,因为当时的气候也不允许他多说。
《中国文学史》编写完成后,吴泰昌和几位同学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完成最后的定稿工作,时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人晚上陪着他们,加班审稿。书稿引用材料有些来自原书,有些仅靠第二手转述,巴人指出了不少讹错。吴泰昌主动找了几段巴人同志放行了的引文核对,竟然也会发现差错,高兴地拿着书去向巴人“表功”,巴人称赞道:“对,书就是要这么读,我也常有受骗的时候。”
>> 八旬叶圣陶听广播三个月,写成数千字小说评论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吴泰昌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向文化界人士约稿,与很多文化名人有着密切交往,对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有着深刻印象。
去叶圣陶家约稿,叶老先不谈论写文章的事,喜欢问问这、问问那,气氛亲切随意。往往在吴泰昌告辞时,叶老会问稿子最晚几号要。叶老答应了的稿子总会提前写好,让家人送到报社或请人来取。稿子里几乎每次都夹有一封短信,客气地说有不妥处请贵刊酌处。在日常交谈时,叶老的言语也是十分认真的。有次吴泰昌听他谈文坛新发生的一些事,吴泰昌前脚回办公室,刚沏上茶,就收到叶老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自己谈的某个情况人名记错了,别再外传。
1978年,作家于敏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是写解放初期经济恢复时期,东北某个钢铁基地的故事,《文艺报》想请已八十多岁高龄的叶圣陶评论一下。吴泰昌向叶老提出这个请求,叶老说现在眼睛越来越不管用,看书报戴了老花眼镜还得加个放大镜。尽管叶老并未当场拒绝,吴泰昌也顿感这个请求太不近情理。几个月后,他却收到了叶老的数千字评论文章《我听了〈第一个回合〉》。原来叶老是从收音机里陆续听完这部小说的,一天半小时,听了三个多月。他一边听,一边记,对小说中的情节、人物、描述均有细致的分析,“这部小说写的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题目叫《第一个回合》,也很有意思。现在,咱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回合,这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咱们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回合’,回顾一下‘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将会鼓舞咱们的斗志,坚定咱们的信心。所以我几乎逢人就介绍这部小说,现在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在于此。”
美学家朱光潜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的《新美学掠影》一文,吴泰昌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老看,不久他回信说此文“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他常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自己现在是写不出的。
小说家孙犁在与吴泰昌完成的“采访答问”中,对自己上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做了坦率的说明:“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著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 钱锺书夫妇甘受“先生”称谓,不愿被称老师
>> 朱光潜沈从文友情延续数十年,晚年互相挂念
朱光潜和沈从文是知心朋友,他们对文艺、人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1978年后,吴泰昌与他们接触稍多,每次见到沈先生和沈夫人,他们都问起朱先生的近况,身体怎样,又在写什么译什么,而每次见到朱先生,他也同样关心沈先生的近况。两人出了新书,也都认真题签后经由吴泰昌互相转交。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远离文坛三十年的沈从文的作品被再版、评论、研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沈从文热”。80年代初,八十多岁的朱光潜也拿起笔谈到了沈从文,因文中提到“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引起了关注,加上当时文艺界气氛比较紧张,有人甚至认为此文代表一种思潮。
事后,朱光潜对吴泰昌说,他只是希望正确评价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决不想否定或贬低其他作家的地位,为此深感不安,可以写文章公开自我批评,但不希望影响对沈从文创作的正常评价。他还叮嘱吴泰昌最近去看望沈先生。
几天后吴泰昌去看望沈从文。关于朱文的反响,沈从文已经听说了,激动而紧张地说这篇文章发表给朱先生带来了麻烦,他很不安,觉得对不起朱先生。沈夫人张兆和闻听二人都感不安,叹道:他们俩……
1986年,朱光潜带着两个未能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一是未能见到自己翻译的《新科学》出版,另一个是没能与老友叶圣陶、沈从文见最后一面。
吴泰昌与钱锺书、巴金等人的交往令人羡慕,生活中的文学大家更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无论是日常谈话,还是平时写作,钱锺书机智风趣的幽默话语总是脱口而出。1990年吴泰昌出了本由钱锺书题写书名的集子,收到样书后立刻呈送给钱锺书夫妇。杨绛先生在电话中先说谢谢、道贺之类鼓励的话,最后提到后记中称谓他们为老师,“我和锺书担当不起,以后称我们先生吧……”不几天,吴泰昌又收到钱先生的信,写道:“泰昌兄:奉到惠赠新著,见拙书赫然在封面上,十分惭愧……先此报谢,必将细读。”钱先生在信末加了一段话:“‘师’称谨璧。《西游记》唐僧在玉华国被九头狮子咬去,广目天王对孙猴儿说,只因你们欲为人师,所以惹出一穷狮子来也!我愚夫妇记牢那个教训。一笑。”这也许就是钱锺书夫妇为何长期乐于接受他人给予的“先生”称谓的缘故了,这本是他们不愿自诩为“人师”的谦逊。
诗人艾青晚年腿脚不便,经常坐着轮椅参加活动。有一次吴泰昌陪他去北京图书馆出席一位老作家创作生平事迹图片展览开幕式,他的轮椅一出现,人群蜂拥而至,都来向他问候,拍照的闪光灯交相辉映。艾老赶紧叫吴泰昌将他转移到僻静处,说,今天我不是主角,不该这么热闹,人最怕占了不该占的位置。
有次一位境外记者采访艾青,吴泰昌也在场。记者要为艾老拍照,正欲按动快门时,艾老招呼吴泰昌过去问问相机里有没有胶卷,弄得这位记者莫名其妙。事后吴泰昌才了解到,这位记者采访过艾老数次,每次拍照都说回去后寄来,但都没有下文。原来艾老是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的作风。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