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革”)。五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 风雨兼程说“五四”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则难挽狂澜。去年秋天,我选择在进京读书30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今年一年,我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规模纪念“五四”新文化,背后推动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样,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风,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虑的。官员我不懂,单就学者而言,之所以积极筹备此类会议,有专业上的考虑,更有不满近20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希望借谈论“五四”搅动一池春水。
>> “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可16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转变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专业著作,还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诗文以及我前后两次赴台参加“五四”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在采访记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30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又过了30年,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除了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再就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其实,当初的“浮慕新学”与日后的“竹枝渔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本是平常事,为何我会纠缠于“走出”与“走不出”呢?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比如,北大师生最常碰到的责难是:你们为什么不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此“影响的焦虑”,导致我们谈论“五四”的功过得失时,很难平心静气。其实,换一个角度,那只是一个与你长期结伴而行、随时可以打招呼或坐下来促膝谈心,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帮你出主意的“好朋友”,这么一想,无所谓“走出”,也无所谓“走不出”了。
>> 如何激活“传统”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贴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人类文明史上,有时星光,有时月亮,有时萤火虫更吸引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坐过山车。上世纪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上世纪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听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员、商人、记者乃至大学校长,将今日中国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脑推给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没有“五四”的捣蛋,中国不仅经济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独步天下。此类“宏论”之所以有市场,除了大的政治局势与文化潮流,也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们大都埋头书斋,忙着撰写高头讲章,而不屑于“争论”有关。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唾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通达的历史学家,会认真倾听并妥善处理“众声喧哗”中不同声部的意义,而不至于像翻烙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摘选自《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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