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巴黎,波伏瓦和萨特在书桌前
《玫瑰孕育哲思:波伏瓦与萨特》
[英]爱德华·富尔布鲁克 凯特·富尔布鲁克 著
黑龙江出版社
1929年萨特是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遇到同在备考的波伏瓦的。他对波伏瓦说:“从现在开始,就让我来保护你。”两人成了一生的伴侣,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他俩没有结婚,甚至也没有住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他们所谓的“开放的关系”。人们在谈论他们的关系时,波伏瓦在学术上对萨特的依附依然是一个重要主题。长久以来,这类故事也把波伏瓦描绘成“萨特哲学思想的助产士”,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认为她的哲学著作只不过是“男伴思想的回音”。英国作者爱德华·富尔布鲁克与妻子凯特在《玫瑰孕育哲思:波伏瓦与萨特》一书中,对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萨特也常常和波伏瓦一样,充当着对方哲学思想助产士的角色”。
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曾被一些新浪潮女性主义批评家指责“依赖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而在《第二性》出版之前,波伏瓦的小说《女宾》与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同年出版,这两部作品中就已经展现出了共同的哲学思想。《存在与虚无》的英译者黑泽尔·巴恩斯无意中质疑了这本书的哲学体系全部都是萨特思想的说法,大胆地猜测“波伏瓦完全有可能帮助萨特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甚至可以推测,她的帮助对于萨特是相当重要的”。但波伏瓦一直坚持她的说法——“我对萨特没有哲学上的影响”,甚至到萨特死后,她仍在否定她对萨特的影响和她的哲学原创性。
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在花神咖啡馆的楼上,坐在波伏瓦身边写完的。如果可能的话,萨特和波伏瓦每天都会和对方共度一段时光；如果不能碰面,他们就会给对方写长长的信。1983年萨特给波伏瓦的信公开出版,萨特总是在信里要求波伏瓦为他做些什么,比如帮他解决一些拈花惹草引来的麻烦事、阅读并指正他写的一些文章,却并不太询问波伏瓦的写作进展如何。因为只读到一方的信件,人们便得出这样的观点:在这两人的关系中,萨特和他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直到1990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发表之后,人们才了解到,在写作《女宾》的过程中,波伏瓦通过超过三十封信件对萨特讲述了她的写作进程,并主动寄去自己的写作手稿。而萨特在《战争日记》中,也曾指出波伏瓦才是“不可意识”这一概念的原创者,这表示他把《女宾》当成一本哲学作品在读。
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1937年萨特表达哲学观念的小说《恶心》出版了,波伏瓦描写法国女性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当精神先行的时候》却被出版商以“违背社会规则”的理由拒绝。波伏瓦清楚地认识到,与萨特相比,她所面对的出版界在出版标准上要严苛得多,但“只要伪装成其他人,就完全可以写一整部书讨论女性对哲学的想法”。
其实早在认识萨特之前的学生时代,波伏瓦就已经显示出了她激进的哲学态度。在1926—1927年的日记里,她用一个哲学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哲学问题的答案。1929年的教师资格考试,萨特获得了第一名,而波伏瓦获得了第二名。其实考官们犹豫和考虑了很久,他们觉得在两人中,波伏瓦是“真正的哲学家”,而萨特是个男生,他应当得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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