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复社”1938年版《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79年版《西行漫记》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首个中译本以《西行漫记》的名字在上海出版,80年来,这本书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在我们理解现实、追溯历史本源的今天,它也在期待着新一轮的解读。
>> 80年前, 《西行漫记》靠“众筹”出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关于革命与战争的问题,于1936年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探寻红色中国,历时四个月,遍访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等,以及红军普通战士,寻访当地的老百姓,用客观又不乏激情的语言,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革命,这就是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1937年3月,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一时轰动了世界,中国读者却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有此书。11月,斯诺来到上海,见到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并向他赠送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读完后,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让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用“复社”的名义在上海翻译出版了第一个全译本。此书据英文版译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由于缺少印刷资金,胡愈之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预先发售的购书券被抢购一空,在当年2月到11月印行了四版,在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集聚地引起轰动。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有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奔赴延安。
>> 40年前, 董乐山译本使读者看到历史真相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定名为《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故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这两个版本均据1938年7月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的修订增补版译出,所以与胡愈之“复社”版有所出入,在内容上也多出《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着重介绍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使《西行漫记》在中国国内渐趋冷落,仅在1960年2月为欢迎斯诺访华,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印数有限,只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及至“文革”期间,《西行漫记》被禁。
“文革”结束,《西行漫记》重获新生。1979年12月,市面上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和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其中董乐山译本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章节,对英文版中某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等拼写错误也做了一些必要校正。董乐山译本如实记述了当时众多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对于纠正“文革”中对这些人的污蔑起到了巨大作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
>> 今天, 《红星照耀中国》收入语文书
董乐山译本如今已成为经典名篇,各家出版社再版都依据这一版本。“红星”照耀中国几十年后,再度掀起热潮,2016年7月,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至今销量超过300万册。
201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片段被选入教育部编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在前不久举行的“纪念《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以他者的目光观察世界,作者的角度、眼光、语言都别具一格。他对共产党人由同情到了解,对人物的描写有一种人性的关怀,写出了共产党领导人独特的人格魅力,通过一些细节让读者亲近了革命领袖,感受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气度,体现了为理想奋斗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本书今天读来还有新鲜感,对讲好中国故事有借鉴意义。
作家曹文轩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作为西方记者的观察与采访,其魅力来自真实,真实性在作者的表述中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呈现了革命的本真状态。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