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拙作《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十分高兴。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神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视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
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的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有趣而无才。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当然,现在流传坊间的很多汪先生的故事与许多被众口相传的名人故事一样,是不能当信史对待的,但故事编撰者的爱憎是分明的。
其实我与汪先生并没太多的交往,见过数次,历历在目。一次是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听汪先生讲课。讲课开始,汪先生先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然后从他家乡集镇上米店、炭铺、中药房大门上的对联讲起,油盐酱醋,喝酒饮茶,全是日常生活,一字没提《受戒》。课后,我追他至大门口,问和尚头上所烧戒疤的数目。他略一思索,说:“十二个。”第二次是拙作《透明的红萝卜》召开研讨会,他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冯牧先生说:“连汪先生都来了啊。”第三次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拙作《丰乳肥臀》,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汪先生是评委,出席了仪式。席间,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之后在一个晚会之类的活动上,又见过一次。散会之后,他在那些履行完使命的花篮前专注地挑拣着花朵,几位女子帮他挑选。这情景鲜明地烙印在我脑海,以至于每当提起他,便想起他挑选鲜花时的神态。
拙作《天下太平》,原本是想写一个悬疑故事,里边原本有用渔网拖上来令人不快物品的情节,但考虑再三,感觉不好,便改写成现在这样子。当然现在这样子也未必好。
谈到自己的小说,就想起汪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几十年来,我一直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汪先生只是在谦虚,今日一“百度”,才知道此句还有提醒他人讲实际问题,不要空发议论的意思,而这意思,无论是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意思。
那天,在军艺的课堂上,汪先生讲没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传授给他的小说秘诀——贴着人物写——我确实记不清楚了,但经汪先生传播之后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茬作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吾生也晚,无缘聆听沈先生讲课,猜想中,他讲课的风格,应该与他的高足汪先生相似吧?——他们都是沉静敦厚但又内蕴灵光的人,也都是笔下滔滔但又不善言谈之人,更相似的一点,他们都“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与教师职业并不矛盾。那些自以为开了风气,插旗招徒,啸聚江湖的人,大多是无甚建树者,而如沈先生汪先生,却是在谦虚中引领了风骚。
(本文为莫言获得“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后的书面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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