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警入跸图》局部
描绘明朝皇帝出京谒陵盛况。
如明人所说,有明一代之社会风气,于正德、嘉靖时为之一变,至万历时再为之一变。
万历是晚明史的开端,而明人所说的“变”,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所著“重写晚明史”系列的梳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另一个是思想。随着嘉靖时期倭患的平息,明朝解除了海禁政策,在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白银,刺激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商业文化盛行。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王阳明、李贽等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民间流传,加上西学东渐,明朝晚期呈现出了一种新气象。不过,拥有如此大好局面的明朝,几十年后却很快灭亡了,樊树志认为导致这个强盛王朝覆灭的“阿克琉斯之踵”就是落后的专制皇权。
变化:“相权”在政府的重现
晚明始于万历元年,也就是1573年,此时的西方,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地理大发现”正拉开帷幕。欧洲航海家发现了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在某一个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优势商品,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在倭患平息之后,明政府放开了海禁,更是铸就了晚明经济的辉煌。
樊树志指出,明朝经济的繁荣,吸引了众多欧洲商人来华,他们在带来西方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反思原有思想的桎梏,越来越多的人想冲破名教的牢笼,王阳明、李贽等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在民间流传,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一些文人和士子有了自主意识,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追求“相权”。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明朝是没有相权的,按照朱元璋的政治设计,皇帝应该皇权、相权一担挑。但是,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便产生了内阁这样一个组织来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但皇帝并没有给内阁“相权”,内阁首辅更类似于“秘书长”的角色。
这一切,在晚明时期发生了变化。
正德年间,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祸害,因而在嘉靖即位之初,廷臣们要求归政内阁的呼声极为强烈。嘉靖六年(1527年),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并且嘉靖特许张璁兼掌都察院事。内阁阁臣兼掌都察院事,这在嘉靖朝以前的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可以说张璁是嘉靖朝首辅权威地位的奠定者。继张璁之后的首辅如夏言、严嵩、徐阶,均专制阁僚,权压六卿。
内阁首辅权力的增长,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争夺,严嵩死后,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为了争夺首辅位置相互攻讦,倾轧不断,这场争斗在张居正就任内阁首辅后才平息。
张居正时期是明朝内阁首辅最为风光的时期,当时“大柄悉以委居正”,连贵为天子的万历皇帝,见到张居正都尊称其为“张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总结出明朝五大弊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瘰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进行全面改革,史称“万历新政”,使得万历朝成了明朝最为富庶的时期,这个垂垂老矣的王朝也由此迎来了最后一次中兴的机会。
反差:“判若两人”的万历皇帝
对于万历皇帝,樊树志的评价很高,他认为“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不过他又说“明朝实亡于万历”,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书中,樊树志将万历皇帝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其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张居正辅政的前十年和独操大权的后三十八年。
在第一个阶段,由张居正纵横捭阖、劳瘁心骨主持的万历新政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无疑是叙述的重点。
最初,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变法是无条件支持的,这在变法之初,皇帝对言官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当时,余懋学、傅应祯、刘台等科道官抨击张居正的变法,刘台更是搬出了“守祖宗成法”的理由。在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对言官的封驳职权进行无情打压。在此后的新政过程中,围绕变法和张居正“夺情”引发的政治风波,言官与张居正展开了激烈斗争,而在这些较量中,万历都毫无例外地站在了张居正这一边。
但是张居正死后,这一切都变了。张居正改革主要是依靠皇帝的支持和个人的权威,当他去世之后,这场改革也就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动力。在张居正死后,言官们开始“复仇”,声讨张居正的各种罪状,要求给刘台等人平反。在这场“倒张运动”中,万历皇帝并没有为昔日尊崇的“张先生”说一句话,反而公开支持了对张的批驳,并抄了张居正的家。
对于万历皇帝的转变,樊树志分析,这基本是因为张居正对万历管束过严、干涉过多,万历对其早心生不满,只是隐忍不发,一旦时机成熟,便加倍报复。“权威震主”是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重要原因。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没有张居正的束缚,万历皇帝为所欲为,怠于朝政,勤于敛财。而内阁首辅也不能对皇帝的行为起到遏制作用,自申时行之后,内阁首辅的权力日渐萎缩,诸位首辅也是耽于倾轧,乐于内斗。懒政弊政层出不穷,政府运行处于瘫痪,可谓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纵观万历皇帝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可谓功过参半。万历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倍至,联手推行新政,政绩斐然,而在张居正死后,对其报复也可谓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对于张居正个人的彻底否定,导致方兴未艾的新政全面被废,由此引发的朝中大臣相互诋毁攻讦的翻案风,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加剧了晚明社会的危机,并将万历新政带来的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
关于万历皇帝,樊树志评价道:“万历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是‘酒、色、财、气’,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的贪财秉性,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明朝最为富庶的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自此,明朝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后人发出“明之亡实亡于万历”的感叹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奈:党争让晚明无力回天
万历皇帝去世之后,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党争。具体来说,是东林党与浙党、阉党的斗争。
东林党起自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和,形成了东林党的雏形。
如今,学术界有这样一个说法:东林党是“政党”。樊树志对此进行了驳斥,他指出,这里所说的“党”,并非政党,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形。晚明史上的所谓党,其实是朋党的“党”。具体到东林党,樊树志认为“东林党”这个称呼,其实是“抗东林者”那些人强加于东林书院的蔑称,东林党本质上其实就是个书院。
而“东林党”名称的来历,按书中介绍,与李三才有关。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能吏,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后来,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借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不断有人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到了天启初年,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带到官场,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做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
这种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使得明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越发力不从心,日渐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机,末代皇帝崇祯也只能演出一幕亡国悲剧。
至此,“重写晚明史”系列两个非常鲜明的主题展现于人们面前:其一,当时的客观形势已将中国卷入世界潮流,从“全球化”的视野看晚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充满了机遇,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拉开；其二,历史给了大明王朝机遇,但其所作所为却和潮流背道而驰,“培育繁荣之花的王朝也会走向末路”,最终没能逃脱专制王朝兴亡的周期规律。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樊树志得出结论,晚明有的只是经济的繁荣,却没有对专制皇权进行改革以适应世界潮流,终究只能被内忧和外患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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