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的日本史》
涂丰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柠
近五六年来,国内出版的日本史著作明显多了起来,仅笔者过眼者,就有不下十五种,有美国人的著作,日本人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的著作。有些是大部头,甚至是多卷本,积年磨一剑——数载才出一卷(如《剑桥日本史》)。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中,笔者独钟那类作品:作者未必是研究日本史的专家,其书也不是写给历史系学生的教科书,但视界高远,史识宏阔,论证缜密,看似信手拈来的史料,实际上无不经过挑剔的拣选,像职人手里的手工似的,打磨得玲珑剔透,精致可人。反映在文本上,就是有料有趣,叙事生动,一气呵成,毫无阅读障碍。
在谈论日本历史时,国人常引以为傲的一点,是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记录,源于中国的史书《魏书·倭人传》,甚至比日本本土的“记纪神话”(即记述日本国起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还早了五百年。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面,是中国尽管对日本“知”之甚早,却浅尝辄止,“知”之不深。岂止是不深,长期以来,甚至陷入思考停滞,以一种面对“蕞尔小国”的高冷来拒斥了解,乃至酿成国人之知日与日人之知中的极度不均衡状况。
造成国人对日本隔膜的原因不少,我也并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窃以为其中有一条,怕是很难否认,那就是:缺少关于日本历史的有趣读本。提到东瀛,国人至今对所谓“日本四书”津津乐道(即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这也未免太过陈旧了。不是说“四书”不好,而是说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主要是时代的局限,而有些知识,也早已过了学术“赏味期”。以“四书”中公认最具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日本论》来说,对军国主义的构造和成因,书中虽不乏精辟的论述,但作为1928年初版的著作,铸成军国主义失败的最大试炼——“二战”毕竟尚未爆发,“化学反应”尚未发生,戴季陶的某些结论现在看来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并非没有好的日本史著作,但一向缺乏学术性与公共性兼具、史识与史趣相融合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作为“通史”,这本书实际上是从近世写到今天,确切地说,是聚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3·11”巨震后逾四百年的历史,在时间跨度上,基本与赫赫有名的史学著作、美国詹姆斯·L·麦克莱恩的《日本史(1600—2000)》相当。如果说,对日本和世界而言,明治维新以降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激荡的近代史”(权且借用吉田茂回忆录《激荡的百年史》的表述)的话,那么,包括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并跻身列强俱乐部的历史在内,其答案,或曰历史“规定性”,其实已经埋伏在更早的历史——即江户时代的历史中。
作者是历史学者,却像一位导游似的,引领读者穿越四百年的路线图,发掘那些隐藏在大历史褶皱中的细节,左右逢源,举重若轻。很多乍看去似稀松平常的物事,恰恰构成了后来深刻影响社会的某种文化的雏形,如幕府为了抑制地方藩主势力的发展,要求各地大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所谓“参勤交代”制度,是今天上班族调往地方或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的“单身赴任”文化的前身。今天“三都”(即东京、大阪、京都)之间的文化差异,诸如“京都人细腻,大阪人贪婪,江户人浮夸”,或“京都之人多矜气,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杀气,重财富；江户之人多客气,重官职”(均为江户时代学者广赖旭庄语)等说法,其实未尝不是德川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遗留。而在这种历史“细见”(日本专门详解历史文化细节的一类出版物)的过程中,还对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及学界通识,做了一番正本清源:譬如关于德川时代是否“锁国”的问题,作者认为所谓“锁国”说,是“由欧洲人发明出来,又逐渐传回日本国内的”,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事实上,德川时代的日本不仅没有“锁国”,反而留下了四个窗口(松前藩、萨摩藩、对马藩和长崎),在通商的同时,维系与世界的交流:长崎设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社区“唐人屋敷”；知识人热衷学习荷兰语,从欧洲舶来的知识被称为“兰学”。其实,就连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坐大,也与幕府这种对外的姿态不无关系。近松门左卫门写的一出净琉璃《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的故事,至今仍是东京、大阪歌舞伎座的保留剧目。
当然,所有历史读本,本质上都是历史叙事,并不等于历史本身。但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在不同的视角间切换,以期“脑补”一部全方位的通史,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这也是读史的主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的日本史》不失为脑补的道具,或引子,而且是有趣的道具,有料的引子,可资校正、深化我们的日本观,从而增殖汉语思想。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