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三个工薪族的双城生活 他们小心经营生活,在拉锯中找寻平衡 　　齐鲁晚报记者　李静　　　　　　　　
　　在燕郊与北京之间,在苏州与上海之间,在惠州与深圳之间……每天都有一群跨城通勤的人,他们像潮汐涨落一般,白天涌进一座城市,晚上退回另一座城市,赶着时间往返奔波。
　　在疫情这三年里,他们原本小心经营的生活节奏时不时被抻紧。难题不再只是距离,生活还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他们“不得不”在新的选择中力图维持平衡。
　　齐鲁晚报记者走近双城生活一族,听他们讲述跨城通勤路上的得与失和苦与乐,以及疫情下面临各种变化时对生活的重新审视。

　　居家办公后
坚持之前的作息时间
　　何一鸣将自己形容为“苏州与上海跨城通勤的钟摆族”。
　　何一鸣的工作地在上海,家在苏州,受疫情影响,从3月中旬开始,他需要留在苏州居家办公。不过他还是坚持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何一鸣担心这个坚持了3年的作息习惯会被打乱。
　　往常,早上6点闹钟响起,何一鸣需要起床、洗漱、收拾。6点15分,他掐好时间出门。从苏州的家到火车站距离13公里左右,何一鸣骑电动车40分钟到达。这样,他可以赶上7点03分那班高铁,跨越100多公里,7点30分到达上海站。乘坐7点38分的上海轨交4号线,换乘10号线,再走10分钟左右的路程,何一鸣就能在8点左右到达公司。顺利的话,他还能在公司楼下吃个早饭,不耽误8点半准时上班。
　　下午5点,何一鸣会按时下班,赶下午6点14分的高铁,晚7点到达苏州站,并在晚7点半左右回到家。
　　当何一鸣逐渐习惯这样每天两地“摇摆”时,因为疫情的到来,他又需要去适应各种新的不规律。
　　1991年,何一鸣出生在江苏省苏北县城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到了苏州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他又在南京、苏州、常州换过3次互联网领域的工作,2015年辗转到了上海工作。“我第一次感受到快节奏的气息。”何一鸣开始了“沪漂”的生活。
　　“在这两点之间,我循规蹈矩,老婆的怀孕,更加让我疑惑,这就是我奋斗的意义吗?难道老婆孩子要一辈子租房生活吗?这种租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何意义?”2018年,何一鸣与妻子决定在苏州买房,结束“缺乏归属感”的生活。
　　2019年国庆节以后,何一鸣正式开始双城生活,每天往返于上海和苏州之间。而妻子从上海辞职到苏州工作,并负责照顾孩子。这是对策,也是代价。
　　何一鸣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摞车票,这些车票记录着他每天4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以及每月2000元的通勤费用。“还是值得的,可以每天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眼看着孩子已经5岁了。”何一鸣说。
　　生活节奏的改变,出现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何一鸣曾有3个月的时间需要居家办公。而今年这次,他已经居家办公有半个多月。“我这个工作性质还好,可以居家办公,就是效率低了些。”何一鸣说。
　　在“苏州与上海跨城通勤的钟摆族”微信群中,都是与何一鸣有着相同情况的人。何一鸣说:“面对疫情,大家会做两种选择,一种是待在上海就不回来了,另一种是回到苏州居家办公。选择第一种是为了保工作,留在家里的肯定是想照顾一家老小。”
　　《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市域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规模为7.66万人,连续三年增长。聊起双城生活这些年,何一鸣感慨:“无奈,但是也值得。无奈的是,比大多数人通勤时间长；值得的是,至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家。”
　　何一鸣开始重新考虑生活,“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要么努努力去上海买房,要么就是回苏州工作。”
　　住进公司宿舍
解锁新的生活方式
　　早上8点,邹凯从公司宿舍醒来。以往这个时间,他应该是在高铁上补觉,而珍贵的半个多小时补觉时间,将直接影响他一天的工作状态。
　　“疫情的时候,一提到外省,会先想到自己。”邹凯会特别关注南京和芜湖两地的疫情信息,因为他在南京工作,在芜湖居住。
　　为什么到南京工作?邹凯说,“南京对我来说,发展的潜力更大,机会更多,薪资更高。”
　　为什么回芜湖居住?邹凯说,“我妻子在芜湖,她短期内不考虑来南京。其实,我也可以住在南京,但是算了一下租房和交通成本差不多。”
　　3月11日开始,从芜湖出站需要无差别核酸检测。从3月14日开始,从市外低风险地区到南京的,需要实行“3+11”的健康管理措施。
　　原本过着双城生活的邹凯选择留在南京,并住进了公司宿舍。“这次跟家人和公司都沟通过了,选择先留在南京,这样比较安全。”邹凯从去年8月到南京工作,每天两头跑,这是他这半年多来离家最久的一段时间。
　　在邹凯分享的视频中,他原本每天早上7点15分起床,7点半出发,10分钟左右到达芜湖高铁站,然后再赶7点51分的高铁。到南京南站是8点27分,然后乘坐地铁,三站后到公司,这个时候是8点55分左右。他9点上班。“这条路我跑习惯了,整个过程时间卡得很死。”邹凯说。
　　这半年多,邹凯很少迟到,也尽量不允许自己迟到。他只记得,去年台风期间,早上一班车晚点,他迟到了几分钟。
　　每天18点下班,邹凯可以乘坐18点45分的高铁,19点41分左右到芜湖站,基本上在20点之前可以到家。“从高铁站出站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告诉媳妇。”等到邹凯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时,他就会看到妻子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这就是每天最温暖的时候。”邹凯说。
　　纠结的时候也有。“有一次,我加班晚了,到高铁站发现晚上10点多的那趟高铁停运了。那个时候就很绝望,是住在南京,还是回家呢。”住在南京,要花100多元去住酒店；坐顺风车回家,要花七八十元很晚才到家。最后,邹凯还是选择回家,“回家住,更踏实一点,睡得更香。”
　　邹凯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这样的工作性质也让他决定这次暂时留在南京。“其实选择双城生活,跟工作中的价值感很有关系,我能够实现我的价值感。而这次留在南京工作,也是因为有很多情况我不能线上处理。”
　　“回到家会有固定的生活模式,会更舒服,在这边没有这种感觉。”邹凯的宿舍只放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每天下班后,他就会跟妻子视频。
　　在公司宿舍,还有两个同事成了邹凯的室友。“同事情况跟我一样,都是在南京工作,家住安徽。”邹凯开始参与到同事的活动中,融入到大家的圈子里。住进宿舍后,邹凯每天多了休息时间。
　　“考虑到房价、工作各个方面,当前这个阶段,我还是需要选择双城生活。”邹凯说。
　　坚持一年后
开启“新双城生活”
　　下午5点半,王小宇正在给孩子做晚饭。自从回到山西后,他多了陪伴孩子的时间。
　　2007年,王小宇到北京读大学。2011年,他便留在北京,成为一名“北漂”的山西人。为了生存,王小宇尝试了物流、销售、仓储、货运等很多工作,最后从事广告行业。
　　刚工作的前五年,王小宇在北京租房。“我遇到过黑中介,还遇到过房东的孩子要结婚,我突然被赶走。”这些遭遇,让王小宇一直想结束租房生活。
　　2013年,王小宇结婚。2016年,孩子出生。王小宇发现身边不少朋友同事在燕郊买房,在北京工作。2018年,王小宇也在河北廊坊市香河县买了房子,成为燕郊到北京跨省通勤中的一员。
　　燕郊,位于北京的正东面,西北侧与北京通州、顺义接壤,往东南就能进天津,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而燕郊因为距离北京非常近,许多人在北京工作,在燕郊居住,这里甚至被称之为“睡城”。
　　王小宇早上6点半从“睡城”醒来,9点出现在北京的办公室内。下班后,他再从北京回到“睡城”。遇到加班的情况,他晚上10点左右到家。每天通勤五六个小时,王小宇开车的时候会听广播打发时间,“休息和娱乐的时间被压缩掉,但慢慢习惯就好了。”令王小宇感到痛苦的是检查站,最堵的时候他等过两个小时。
　　“跑了一年,太累了。”王小宇咬咬牙就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房子面积太小了,很不适合一家老小生活。”
　　2020年疫情暴发后,王小宇考虑到要照顾家里的孩子、老人,恰好老家山西太原也有业务,所以他最终选择回到太原工作。这一次改变,又开启了他新的“跨省通勤”。“疫情稳定的状况下,我就是太原、北京两头跑,大概是一周两趟的频率。”王小宇说。
　　有一次王小宇刚到北京,便收到一条关于疫情的新闻弹窗。随后,他便到社区报备,做核酸,留在北京进行隔离。“今年,只去了北京一次。”王小宇调整着处理业务的方式。
　　王小宇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挺折腾的”。“所谓的双城生活,大部分都是想要有一个家。我现在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是第一位的,想要给孩子和家人更好的生活,要不断努力往前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