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宋遂良: 理解文学,先要理解人 　　记者　刘雨涵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齐鲁晚报:您196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语文老师,一干就是22年,直到1983年,被调到山师任教。当时您还写了一首诗来形容自己的激动之情——“挣断绳索下小楼,天高月朗大江流”。
　　宋遂良:因为当时我在泰安一中评上了特级教师,按照规定是不能够调走的。每个礼拜都要接待那些来听课的人,光听还不要紧,听完以后要座谈,谈方法经验,所以我就很忙活。同时我又要看书,想搞一点文学评论,写张炜的文章就是在那时完成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文学是我的情人,教课是我的妻子,我想离开但就是离不开。后来田仲济校长帮助我调走,我非常感激。
　　齐鲁晚报:您的学术研究之路几经沉浮,在艰难的时刻,您是如何保持这种进取的心态坚持做研究的?
　　宋遂良:我在最痛苦、最难受、最受打击的时候,还是对人生、对文学、对自然抱有一种亲和力。在“文革”当中挨批斗,但是我没有消沉,没有埋怨。如果说为什么能坚持住,那就是爱好和兴趣,总觉得有点事情要做。
　　后来去农场劳动,当伙食管理员,当赤脚医生。那时候开山放炮,有一回学生跑过来说,老师,哑炮了,放不出来,你去看看。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必须得去啊。大家都趴在那里,哑炮在地头中间,我就去排。我心里想要是炸死了就可以解脱了,就不是反革命了。有个学生写的文章里说,当时我只有一块四十多块钱的手表,还交给了另外一个老师。这些我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可能炸药质量不高,一出现哑炮就叫我去排,我就成“排爆专家”了。
　　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尊重人。我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对那些不幸的人、痛苦的人、遭难的人、弱小的人充满了同情。我经常为电视上的一个镜头或者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掉泪。这种性格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失去父母,又不断地受批判造成的,让我产生了一种对于弱者的同情和爱,所以我很愿意答应任何人对我提出的要求,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
　　有一年我妻子生孩子住院,那时还在泰安,我去照看她,见到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发愁。我问:老哥你有什么心事?他说:我有个孙子,在民办中学毕业想去泰安三中读书,可是进不去。我说我认识泰安三中一个副校长,给你写个信,你试试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天突然一个人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问: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推荐到泰安三中的那个孩子,毕业后考到了哈尔滨军工大,现在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员,出差来济南,想下车来看你。我说:千万不要来看,这样就很好,你的成就就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极大的安慰。
搞文学要有真挚的感情
　　齐鲁晚报:1956年您从部队转业之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的校长是陈望道先生,教过您的老师中还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门弟子蒋天枢先生。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宋遂良:陈寅恪先生有次到上海,蒋先生曾经请他去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陈先生坐着,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蒋先生就在旁边。因为陈先生的广东话不大好懂,蒋先生有时就给他翻译一下。那一刻,我们这些学生心里能够感受到尊师重道传统的延续,等于给我们上了一课。还有周谷城先生,他当时是历史系的,有点傲气,他写文章一开头就说:李某某批判我的文章,我看了,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陈望道校长。他曾经讲,一个老师讲课,你认真听,听不懂,听不明白,然后说“老师学问真大,他讲的我都没听明白”,如果你认真听都没有听明白,就是这个老师自己都不清楚,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他这段话影响我一辈子。
　　齐鲁晚报:您写过很多文艺评论文章,您觉得有哪些文章发挥了特别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哪些时刻您觉得文艺评论是特别有力量的?
　　宋遂良:我最早写过一篇文章评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1978年文艺报作为重点文章发表了。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文艺非常政治化,我从艺术风格谈,让文学的、情感的、语言的东西重新回到正轨,所以那篇文章影响很大。好多大学生都看了,甚至还有抄下来的。张炜、矫健、刘玉堂、李贯通这一批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山东作家,大概都是我最早评他们的作品,尽管我不一定水平很高,但是我把他们推到了全国。
　　齐鲁晚报:您在著作中谈到,对艺术作品应该重视直觉的感受,不要陷入理论的窠臼。在您看来,这种直觉应该怎样去培养,或者说应该怎样去保护呢?
　　宋遂良:我觉得艺术的或者文学的核心是感情,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或者一个文学研究者,他应该有比较真挚的感情,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同情弱小,对不幸者有怜悯、有大爱。文学是从感性来判断,而不是从理性来判断,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是要培养我们对于“人”的理解。照我的想法,人本身就是个悲剧,人只能活一次,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所以文学就要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没有一定永远正确的东西。恕我直言,我一贯认为有好多搞文学的人并没有懂得文学的真谛,只是像化学研究、物理研究那样把文学进行解析解剖、对照对证,并没有深入研究进去。文学要天然地培养人的怀疑精神,启迪人的心智,净化人的灵魂,这是文学该做的。
　　现在有些不属于文学的事,我们把它当文学,而真正的文学也受到伤害。比如现在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表扬,你不能说他的不足,你说一点不足,他就会有意见,或者干脆给你删掉。
不可轻视大众文化的力量
　　齐鲁晚报:您曾说过,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来论输赢的,一旦城市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没有办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宋遂良:泉城广场东边的齐鲁文化长廊内有十二位齐鲁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塑,至圣、亚圣、兵圣、农圣、书圣都是“圣”一级的,这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齐鲁晚报:您的涉猎特别广泛,这对您来说是作为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还是您个人的一种喜爱和偏好?
　　宋遂良:可以说是我自己愿意干的、感兴趣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但还是受到了一些非议,说我不务正业。我觉得比我水平高的人有很多,但是像我这么热情的人不是很多。有一年泉城路改造的时候,计划做一些英雄模范的塑像,我觉得街道上搞得那么严肃不好,就提议给巩俐和宿茂臻他们塑个像,结果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我女儿统计有三千多条骂我的信息,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巩俐是在济南出生的国际知名的影星,她做过联合国的大使,对济南也有感情。既然在国外她的名声大,那么宣传济南找巩俐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去关心文化。一些老师不屑做这种事,好像觉得学术是一个顶尖的层次,对这种事不太参与。你刚才说的足球评论,其实我没懂多少,我就是喜欢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评论,于是人家给我送外号“小报教授”“足球教授”之类。
　　当年山东足球战绩辉煌的时候,足球很热很热,人家介绍我都说这是足球评论家,而不说我是老师。有一次从外地回来打车,司机看我打到山师,他就问:你们山师有个宋某某,你认识吗?我说:我就是啊。他就把车停下来,跟我探讨足球,最后还不要我的车钱。我就发现这种普及性的文化,它反而影响更大。
　　有个名词叫“知道分子”,就是“知”了还要“道”,你光“知”,闷在心里也不好。
　　齐鲁晚报:您的社会性事务一直都挺多,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旺盛的生活能量,您的能量和热情从何而来的?
　　宋遂良:这个真没有考虑过。我是到85岁以后才有一种老的感觉,在此以前没有那个感觉,今年夏天在威海我还去海里游泳。我从小当兵,受过一些军事训练,所以现在腰背不驮,别人老问我怎么养生,我都不注意这些,我觉得主要是一种心态,就是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老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我喜欢写打油诗,一天可能写一两首,我还写日记,已经记了六七十年了。学生有时候来找我,我问他是哪一天生日,就把那天的日记翻出来给他看,那一天我干了什么事,很有趣。你帮助了一个人,满足了别人一个愿望,觉得社会还需要你,你对他人还有用,那就很好。
热爱生命,热爱未来
　　齐鲁晚报:互联网时代,流量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使得目前很多内容变得碎片化、低智化、浅薄化,这跟文学所倡导的深刻、批判是相违背的。
　　宋遂良:对这种情况,我是有点悲观的。大家没有一种理想、信念、追求,没有一种高尚一点的东西。碎片化、躺平、寻求感官的刺激,这种浅薄的、低俗的东西,就会培养出一代一代不深刻的青年学生。
　　齐鲁晚报:作为一位长者,如果您想要和当下的年轻人谈谈心的话,您会把怎样的生命经验传递给他们?
　　宋遂良:你们这些小青年要多交朋友,当然也要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更替。因为朋友是让你保持健康、活跃、愉快、学习的一个好的渠道。你认识这一个人,你就拥有了他的圈子、他的世界,这个人知道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
　　有人比喻过,一个球体的周围就是它的未知领域,球越大,未知的领域越大。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不能再活多久了,但是我对宇宙、对生命、对未来都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想象。人的一生太短暂了,应该珍视每一天,对那些家长里短、谁是谁非的无谓的事情都忽略掉,自由、宽容,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也劝你们年轻人不要发愁,不要难过,和生命比起来,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好好地活着,热爱生命,热爱未来,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其他的东西,困难的、痛苦的,都可以放弃,这就是我对你们年轻人的希望。
　　一个人有他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他的学问、能力、修养、品德来决定的。同时他还有一个价格,就是他的地位、名誉、财产、影响。价值是内在的东西,价格是外在的东西,而多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价格和价值是不协调的。比如说,我在泰安一中挨批斗的时候,谁都可以打我、骂我,我的价格只有5毛钱或者5分钱,但是那时候我的思想可能比现在还要好,我的价值能值100块,但是我只卖5分钱。我现在成了教授,价格到了500块,但是我的价值可能就只有50块。如果你树立了这么一个观点,那么你对于任何人都不会盲目地去崇拜,或者无谓地去鄙视,你就会尊重人,就会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心理。这样,一个人才有自我,有了自我,才能够清醒地看待世事,看待人生,看待自己。我觉得清醒最困难。一个人如果清醒,他就不会被名缰利锁牵绊、被高压所屈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良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他写过很多文学评论、影视评论,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精彩球评,认识了这位不安于象牙塔之中的教授。宋遂良的著述涵盖了学术和文化随笔,《宋遂良文学评论选》《在文言文:宋遂良论当代文学》及散文随笔集《足球啊,足球》《一路走来》等书都很受欢迎。年届九十的他依然对新事物、新思潮保持着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他也会以学者的姿态进行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