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车战》讲述马和车轮如何塑造中华文明 雄雄战车,牵动春秋时代进程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时代,战乱频仍。这是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场奇观。郑庄公以“鱼丽之阵”大败周天子、曹刿论战、齐桓公险被管仲射死、晋文公“退避三舍”……众多耳熟能详的典故都与车战有关。学者赵长征的新书《春秋车战》以经典史料为纲,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览车兵兴衰全过程,随诸侯命运共沉浮。

□长庚

马车何处来
　　在许多古籍中,都把奚仲作为车的发明者。相传,奚仲是夏朝的“车正”,即主管造车的官员。中国已知最早的马车实物遗迹,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车马坑。这些车马坑最早属于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武丁时期。从考古遗迹来看,当时的马车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它们所属的年代是商代后期,离传说中夏朝的奚仲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那么,马车在中国的历史,还能不能继续向前追溯呢?2019年,在河南周口平粮台城址,考古工作者在南城门内的早期道路上,发现了车辙痕迹。其中,一组基本平行的车辙间距0.8米,或为双轮车车辙印迹。该段路向东延伸并转弯向南,连通中轴道路,直通南城门。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这些车辙痕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是已知我国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
　　这些发现确实让人振奋,但其是否真的车辙、是什么车的车辙都还只能存疑,因此学术界更倾向以车子的实物和图像作为认定标准。以目前有限的考古资料,并不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中国车子发展史的轮廓。也就是说,仅从考古还看不到中国车子的雏形,以及它由简陋到成熟的循序渐进的完整发展序列。
　　同样的困扰还出现在驾车的家马身上。中国本土的马种,大多属于普氏野马,一般是较难被驯养成家马的。目前考古所知,商代晚期的遗址中出现的马骨,是在祭祀坑、车马坑中发现,带有马具,这是家马的铁证。但此前中原人对马从猎取食用到驯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不清晰。
　　视野放到全球。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关于车的记录,是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计算板上的象形“车”字,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比这年代更晚一些的,有美索不达米亚、中欧、东欧等地发现的车子图像、模型、车辙等。车子用来作战,最早的遗迹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陵中,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600年。王陵中发现了三辆车,每辆车由两头牛牵引。另外,还出土了“乌尔军旗”,是一件蚌片镶嵌的贴画。在表现战争的这一面,画有五辆四轮战车,每辆车由四匹驴子牵引。其中最底下一行有四辆战车,从左到右,表现了战车从慢速行驶到加速冲击,杀伤、践踏敌人的过程,就像电影胶片一样。车上乘坐两人,一人左手驾车,右手执斧。另外一人站在他身后,手执短矛。
　　由于已知的欧亚、西亚的马车早于中国,于是关于中国马车起源,学术界形成了“西来说”和“本土说”两种观点。《春秋车战》倾向于“西来说”,其直接理由是,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使用辐式车轮,都有结构相似的车轭、曲衡、车毂、车辖、轴饰,都有伏兔,车辕和车衡的连接方法类似。
　　应该注意到,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比如,中国的马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之处,如马车的大小,车马器的质地、装饰。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都还只停留在学术讨论上,没有定说。
“鞭策”有来历
　　战车又常常称为“兵车”“戎车”,这是直接说明其用途的。另外还根据其制造特点称之为“革车”“甲车”。春秋时期的战车,是单辕、两轮、四马的。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又叫“辀”。车辕的左右两边,各有两匹马,一共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连着后面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各有一只轮子。
　　车轴上面有一个车厢,车上乘三个人。中间的为御者,负责驾车,就是司机。站在车左边的人称为“车左”,又称为“甲首”,负责射箭。而站在车右边的人称为“车右”,又称为“戎右”“参乘”,负责近距离格斗,保护车左和御者,擒拿敌人,还要兼管车辆的维护与修理。当然,这些岗位不是绝对固定的,那些武士们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在这三个岗位上都能够干得很好。
　　《春秋车战》指出,车左射箭,车右格斗,是因为人大多习惯右手用力。这样的安排,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执戈、矛、戟、殳等兵器击刺、勾杀、打砸,用力也很顺。如果对换一下,就很不方便了。
　　东周时代车战的对抗非常激烈。要在高强度的战斗中生存下来,必须增强战车的防护。为了保护马,人们经常给马也披上皮甲。对于战车车体,一方面,多用青铜零件加固车身；另一方面,在木质车厢外,再铺一层皮革,这道工序叫作“鞔”。还有更高的配置,就是在战车上挂装青铜甲板,可以称得上是“先秦时期的重型坦克”,其较早的考古实物见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但这种最高配置非常昂贵,大概只有国君、主帅和高级将领才用得起,而且整车重量大增,影响车子的机动性。
　　《春秋车战》还介绍了一些马车文化的典故,比如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轼”字就与此有关。我们今天乘坐公交车、地铁,如果没有座位站着的话,常常要用手拉住吊环,或者握住横杆、竖杆,以避免跌倒。而在商周时代的马车上,所依赖的很重要的一个车上的部件就是轼。轼是车厢前端的一根小横木。更准确地说,是一根圆形的木棍,把它煣弯了,两侧竖着插在车厢的两边,中间的部分横过来,车上的人可以握住它,以维持身体的稳定。当年父亲给苏轼取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像轼那样平淡无闻却不可或缺。
　　此外,“鞭策”一词也和马车文化有关。在今天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驾车的人用皮鞭猛抽车辆的驾马。实际上,先秦两汉时代的马车上,用来催马的工具并不是鞭,而是策。与柔性的皮鞭不同,策是刚性的,是一根小竿子,前端装有一个金属的短刺,可以用于敲击,也可以用于刺。因其长度并不是很长,所以主要只是作用于马的屁股。
　　至于鞭子,可以作为策的补充,但更主要是用来打人。一方面,可以驱散车旁边的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战争中作为一种辅助的武器,来打击逼近的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鞭子是一种常见的惩罚用具,只是后来骑兵兴起,骑在马上,用鞭子打马比策更加方便,所以鞭子也就用得越来越多了。后来,在人们的生活用语中,就渐渐地鞭、策不分了。
被步兵取代
　　春秋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力,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对于装备简陋的步兵来说,在高度、速度、冲击力、打击力、防护力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春秋初年,各诸侯国在作战中能够出动的兵力,一般不过几百乘兵车。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的军事实力都越来越强,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参战的兵力是七百乘兵车。百年后,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晋国出动了甲车四千乘。要知道,这已经是春秋后期霸主之国的兵力巅峰。而到了战国时代,各主要强国都号称“万乘之国”了,虽有夸张成分,但实际总数应该也不低。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战车逐渐衰落,步兵重新受宠。战国时代,车兵仍然是军队的重要兵种,但是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弩的大规模兴起,都使得步兵拥有了足以击败车兵的利器。与步兵一样新兴的,还有骑兵。所以,战国时代是车兵、步兵、骑兵并用的时代。汉朝以后,战车和车战的方式渐渐被淘汰。曾经叱咤风云的战车,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的军队虽也有战车,但实际形制、结构、作战功能、使用方法都已经跟春秋时期完全不一样。
　　《春秋车战》分析认为,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气候也比较干燥,雨水不多,地面较为坚硬,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战车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多处于山地,善于步战。在山地,中原诸国的战车兵远不如步兵机动灵活,所以要纷纷发展步兵来和他们对抗。而南方的楚、吴、越等国更是丘陵遍地、水网纵横,雨量大,地面潮湿松软,战车机动性受到更大限制,还是步兵更加好用。人的耐力、持久力,尤其是对复杂地形、植被的适应能力,其实是比马更强的。
　　另外,战车兵是贵族兵种,车战是贵族战争。只有贵族才能有资格充当车兵。在贵族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军礼规范,使得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充满了道德感、仪式感。战争不仅仅是国家竞争的一种手段,也是展示贵族风度的舞台。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术的进步,步兵逐渐具备了与战车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山地战、城市要塞攻防战的比例逐渐上升,战车部队在这类作战中显得大而无当,派不上用场,步兵却都可以担当大任。各国在实践中,都慢慢发现了步兵的好处。而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实行的制度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国人”,指的是贵族和上层平民,只有他们才能有当兵的资格,平时要接受军事教育,并按期进行军事训练。而地位低下的“野人”,也就是普通庶民,下层平民,是没有资格当兵的。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这一传统也逐渐消亡。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大量的野人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只能充当步兵。平民的地位逐渐上升,步兵也就逐渐取代车兵,成为军队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