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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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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11月16日,日本京都,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妻子劳拉在访日期间参观一所高中学校,和那里的学生一起上英语课。 |  | 在韩国济州岛的国际学校,外教给学生们授英文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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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本周,北京市宣布2016年起将高考英语的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传闻已久的“给英语热降温”终于变成现实。巧合的是,也是在本周,日本文部省放出消息,决定将该国小学英语开课时间由现在的5年级提前至3年级。而另据报道,韩国按照其“2014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将增大英语在高考选拔中的权重。
面对英语这个舶来品,文化相近的中日韩三国面临的难题有着相似性。而这两位近邻在英语教学史所选择的不同道路,道出的是东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相同的痛苦与纠结。
韩国:
为学英语割舌头
日韩两国近年来不约而同地加强英语教育,其实很有点“笨鸟先飞”的意思。据统计,在参加雅思普通培训类考试的20个国家中,韩国和日本分列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相比之下,韩国学生考出这么差的成绩的确冤了点——毕竟,不同于日本对英语教育的忽冷忽热,韩国可是个在学英语上一直非常拼命的国家。
韩国人在学习英语上的劣势也许是先天的,和日语一样,韩语有着奇特的语言结构(黏着语)、特殊的语序(主宾谓),这些都给韩国人学习外语造成了困难。但最“坑爹”的也许当数韩语独特的发音方式——还是和日语一样,韩语没有[r]这个辅音。因此在学英语时,日韩学生很难区分英文中“R”和“L”的发音区别。
为了克服这个语言天堑,韩国人从他们擅长的整容医学角度想出了个狠招。时下不少韩国父母热衷于带着孩子到医院做“割舌”手术。这种手术学名叫做“舌小带切除术”,目的是解除“舌小带”出了问题的患者口齿不清的烦恼。具体手术过程就是通过将连接舌底部和口腔底部的“舌小带”切除一点,使舌头变得灵活自如。说实话,大多数韩国人从生理结构上讲其实没必要做这个手术,该手术在韩国的流行,更接近一种表现全民学英语决心的“行为艺术”。
舌头都割了,韩国人为学英语当然没有别的血本不能下。早在2006年时,韩国在英语教育方面的投入就超过GDP的2%,特别是在前总统李明博上台之后,韩国掀起了全民式的疯狂学英语热潮。政府推出了《英语公共教育正常化方案》,提出在2013年前共投入4万亿韩元(约合328亿元人民币)全面改编教育课程、教科书和教师制度。还搞了个“三振出局”制度,要求韩国高中以上英语教师在课上必须用全英文授课,没这个能力就下岗。
如今的韩国,不仅中学分班时英语成绩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在韩国国内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也开始在新生入学前实施英语评估测试,根据成绩分班,上课用全英语教学。而韩国大学生通常都会在毕业前专门抽出多则一年少则半年的时间专攻英语,原因是韩国为了强调英语重要性,专门设立了韩国版的“托业考试”K-TOEIC,想进三星、现代这样的大企业工作,都得有英语这块敲门砖。
历史上,“事大主义”在韩国就一直有传统。从近代前的学汉语,到日据时代的学日语,再到独立后的学英语,韩国在学习外语问题上的心理障碍相比中日小。而国内空间的狭小,又造成韩国对外交流需求十分急迫。这些因素恐怕都是造成韩国在推行英语教育方面,在东亚三国中最为坚决的重要因素。
日本:
学还是不学,这是个问题
日本人对英语的态度经历了几轮转换。说起来,日本人以国家政策的方式鼓励学英语比中韩两国早得多——早在1806年,敏锐地嗅出世界风向要变的江户幕府,就下令在长崎开设英语教学班,培养翻译人才。但悲剧的是,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没找对师傅——第一批请来的外教都是荷兰人(当时日本在西洋诸国中只跟荷兰有接触)。所以一直到1853年佩里叩关时,学了半个世纪“荷兰式英语”的日本人也没张开嘴。日美第一次接触时双方用的翻译还是中国人。
在学英语这事儿上,日本人也狂热过。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派急于脱亚入欧,有人就建议天皇,应该改立英语为国语,甚至要逐步废止日语。这么过火的建议当然遭到了普遍反对。反对者也不啰嗦什么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是直接刺杀了主张全盘西化的首相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这才又稍微“中庸”了那么一点。
“立英语为国语”的狂潮刚过去。从20世纪初起,“英语废止论”又在日本抬头。连学英文出身的大文豪夏目漱石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过分强调英语,“给人一种我们是英国附属国的印象,这对于大日本来说是一种耻辱。”在这个问题上叫得更响的是日本陆军,在他们的支持下,二战期间日本干脆将英语教育完全废止掉了。这帮人吆喝“英语无用”其实很有点公报私仇的意思。当时日本陆军从幼校就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系统,陆军军校里教德语、俄语、法语甚至汉语,但就是不学英语。所以英美是日本陆军最不了解的对手,敢打太平洋战争,也是仗着这份“无知者无畏”。捎带说一句,与陆军迥异,日本海军是个“全英文”军种,因此对敌我真实实力比陆军清醒得多。可惜在当时的军国主义政府中,海军从来没说了算过。
二战后,由于受到美国影响,日本的英语教育进人了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英语学习热潮后,到1960年,日本已经率先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英语学习体系,有能力将英语作为必修科目贯彻于整个高中教学中。然而,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围绕英语的“再检讨”成为了日本社会热议的问题。与日本英语教育普及化同时到来的,是英语教育的单一化、应试化。人们开始指责强制性的英语学习阻碍了学生的多样性发展。有鉴于此,日本文部省开始尝试鼓励学校进行多元化英语教学,同时停止了将英语作为硬性指标纳入教育选拔体系的进程。
与战前“废止英语”的无理取闹不同,日本战后对英语教育不温不火的处理方式,更多是出于理性考量。由于没有将英语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硬性标准,日本的人才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利用——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领奖时第一句话就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英语)”这话不是谦词。学生时代怎么学英语也学不好的益川,一直到成名后都不太会用英文拼自己的名字。有记者曾问益川“如果(诺贝尔奖颁奖)一定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益川干脆地回答道:“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这样对英语一窍不通却又不肯屈就的物理天才能不被埋没,真得好好感谢日本那套灵活的教育体系。
从2003年起,由于感到国际化的进一步加速,日本文部省开始对实行多年的英语选修教学制度进行改革,如在高考中将外语(原则上是英语)设为必考项目,并逐步加大在各级学校中对英语的培训力度。此次文部省将英语教育提前至小学三年级,其实正是这次新一轮“英语热”的反应。
比之于韩国在英语学习中“一面倒”的疯狂,日本与英语间反复数次的若即若离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日本在对英语学习的问题上比韩国摸索了更久,认识也当然更加全面。对英语的重视,让日本完成了它两次国力的崛起。而对英语的“不重视”,却又为日本在人才培养上避免了不必要的虚耗。时至今日,英语教学虽然在日本经历了几轮加强,但仍然没有获得像韩国那样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这种审慎而理智的态度,或许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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