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甲午战争风向的日本宣传战
2014年07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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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却常常被国内学界忽略,那就是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枪杆子”的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上的软实力争夺,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档案揭秘:历史第一现场》结合大量历史珍贵照片和最权威史实,全方位探究、还原历史第一现场,讲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和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令我们在了解历史真相后深思。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
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即使口语不行,写作能力大多也能好到可以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朝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国务卿叫葛礼山。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送点中国的特产,比如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中国人习惯了托关系、找门路、走私交的路子；而日本却从国家利益的“公谊”上下工夫。
当时,日本驻英国和德国公使青木周藏承担着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欧洲舆论。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还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相反,中国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自然也就对中国极为不利。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而且效果很明显。甲午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西方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事件中
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清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此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会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密切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随后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而当时中国清政府并没有这样的部门。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宣称并不知道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竟然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行贿1600英镑左右。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也是日本玩弄世界舆论的经典案例。
甲午战争后
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争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中国。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则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在内阁会议上讨论的内容,详细到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国和俄国当时是死敌；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的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长枪火炮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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