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刘玄德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本质,在原始意义上便已经决定其所具备的历史记忆功能。在汤汤的历史长河中,翻涌前行的时间浪潮必定会裹挟着诸多的碎片,尤其是大量的历史细节,保留的只能是被无数次淘洗之后,并且仍在不断缩小的宏大历史的梗概。宏大的历史叙事像一面网眼疏阔的筛子,无数细小的事件和底层的人物,被过滤进时间的深渊。而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和对历史的介入,是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历史的再现。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在直面社会现实之外,不断注重对过往历史的关注,以文学的话语为载体,完成对历史的记载和补充。高艳国和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血砺忠诚》,便是对冀鲁边抗战历史的深入挖掘和艺术再现,使这段逐渐为人遗忘的悲壮历史,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价值。
　　为了确保作品中所涉及的时间、人物、故事情节、时代背景等各方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者以实地调查、大量查阅相关文献、采访当事者及其后代、搜集民间信息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反复比对,提取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确保作品对公共话语权利下集体记忆的呈现。作品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其中冀鲁边区关键抗战人员包含萧华、刘格平、杜步舟、胡恒熙、张隐韬、马振华、高树勋、牟宜之、杨靖远、周贯五等数十人之多,囊括了冀鲁边区成立前后党内关键人物、民间抗战英雄、国民党积极抗日人员、反动分子、冀鲁边境内流匪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且人物生平和战争经历均真实可考。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品中不仅关注抗战时期党内关键人物,更有对党内叛变者的记录和刻画。作者站在宏大的历史视角,敢于直面揭示革命内部存在的问题,客观地对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事件。而对党内反叛人员邢仁甫的真实记录,尤为可贵,大胆地涉及党内人员在抗战后期叛党反革命的事实,同时也揭示党内长期累积的矛盾。文章在书写邢仁甫成长、动摇及至叛变的过程,客观地写出了相关历史的变化,并且在逻辑之内展开合理想象,勾画出人物心理变化过程。作品从人物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等各方面综合分析,认为邢仁甫等人的叛变并非偶然,也并非单方面的过失。革命内部的隔阂、深厚的本土意识和帮派倾向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其最终的叛变。关于此次叛变事件,职位之高、规模之大、危害之重,不仅在冀鲁边根据地,甚至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是难以想象的。在书写这一段历史时,作者进行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查询,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当事人所著回忆录中提取信息,并且以实地调查的方式,从历史原点出发,收集当地重要信息。同时,对相关当事人及后代进行实地采访,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比对,确保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
　　此外,作品在叙述有关国民党的历史事件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又对国民党内部积极抗日的行为做出正面评价。对国民党内的积极抗日人员,作者依然公正地站在历史一方。国民党委派的乐陵县长牟宜之,在担任县长的数年间,主动帮助共产党萧华部队,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和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多次无视沈鸿烈和刘景良等人“积极反共”的指示,并提前透露刘景良企图偷袭共产党军队的机密。在与萧华共处的时间里,更加深了牟宜之对共产党的了解,并最终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此外,还有对国民党高树勋部的书写。由于冀鲁边共产党发展迅速,蒋介石派本地人高树勋率领军队前往,以求压制。高树勋对“消极抗日”的政策极为不满。萧华等人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便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口号,努力联合高树勋共同抗日。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战场上英勇的气概,令高树勋敬佩。而之后高树勋部遭遇日军围击,在生死存亡之际,共产党军队紧急支援,双方共同击退敌人,象征着国共合作下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此战之后,虽然高树勋继续担任国民党将领,并未显示出向共产党靠拢的迹象,但其对共产党的认识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历史。可是,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福柯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论述来还原历史真相。德里达也认为“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每一种叙述都带有作者主体的历史观,这就使得单凭一人是无法呈现历史全部真相的,而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个侧面。虽然我们无法抵达全部的历史真相,但为了能够呈现出尽可能丰富的历史原貌,作者不仅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之上,完成了对宏观历史的续接,还以民间视角,大量融入个体的历史记忆和民间野史,从多方面实现对历史细节的修补和完善。
　　当下时代的现实问题,固然需要作家以敏锐的嗅觉去探索、呈现,但浴血的历史更需要我们缅怀,屈辱历史中由血肉铸就的民族精魂,更需要时刻铭记。报告文学具有正史所缺失、个人史所不及的独特的视角、视域和叙事品质,这一文体所建构的历史是无可替代的,或可说它可以弥补其他种种历史叙事的不足。在这一层面,《血砺忠诚》无疑为当代文坛中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