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线路视野下的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古道蹄声　50cmx50cm　韩振刚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是2008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所提出的新的遗产类型,并成为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之一。根据《宪章》的定义,“文化线路是陆路、水路或其他类型的交流线路,有明确地理界限,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拥有动态的特定历史功能,其形成源于人类的迁徙和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洲际间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持续交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促进了相关文化的相互滋养并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体现。”此理念尤为强调文化遗产的动态性、整体性和连续性,为跨文化、大尺度、多维度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不断将文化线路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并相继推动国内重要文化线路遗产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京西古道是今北京西部群山地带纵横密布的古代交通道路网络的统称,承担着商贸运输、宗教活动、军事防御及文化交流等职能,是连接北京与冀晋蒙等地的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虽然没有丝绸之路那样显著的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但仍然作为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得到切实的挖掘与保护。
　　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使京西古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与喧嚣,但其丰富的古道文化仍存活于沿途大量遗存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古村落作为人类最为传统的聚居地,可说是京西古道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既包括民居、古树、桥梁、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亦包含工艺雕刻、建筑技艺、装饰图案、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与古道文化密切关联并富有浓厚内涵的村落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传统村落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2017年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亦指出,传统村落不仅记录着民族的起伏兴衰,而且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空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民族及地域文化信息。因此,对传统村落文化实施保护正是传承和振兴民族文化的需要,更是建立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就目前来看,在各级政府和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资源的传统村落已经被纳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除了爨底下村、灵水村和琉璃渠村三处村落已相继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外,另有三家店村、黄岭西村、苇子村等9处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以及多处国家级和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月北京市更将京西古道沿线的燕家台村等14处传统村落列入首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录,明令禁止各类不符合保护发展规划的建设行为。同时北京市在11月最新发布的《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门头沟京西古道村落资源纳入生态涵养区的整体规划之中,提出要挖掘整合历史村落资源,提升京西古道品牌,并在总体上提供每年不低于1亿元的资金支持。中国传统村落与生态资源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无疑为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虽然人们保护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的意识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方面仍有待提高。文化线路视野下京西古道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实施,需要从线性文化角度重新审视和挖掘古道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一方面,要对整个京西古道的传统村落遗存情况进行全面的普查,摸清具体的数量和分布,以进行更为系统的深入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些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村落,而忽略其他规模相对较小、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但仍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区域,争取将更多传统村落纳入国家和市级传统村落保护战略。另一方面,要运用丰富多样的古道遗存将不同的传统村落和古道环境串联起来,从而将散落分布的传统村落纳入整个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统筹规划之中,同时加强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古道、村落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以重点传统村落带动周边的小村落,努力打造范围更广阔、文化更为深厚的传统村落建筑集群,形成京西古道文化遗产体验脉络,实现“以点带面,串连为线”的保护与发展模式。
　　这种整体性保护与发展模式,可以充分整合文化线路遗产的丰富资源,打破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从线性文化遗产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的统筹规划,体现出文化线路遗产整体大于个体价值之和的特征,因此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具体开展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重要工作之一。
　　如前所述,随着国家文化保护战略和生态涵养区域规划的展开,京西古道村落文化保护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并获得了相对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目前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工作主要依托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三方面主体,虽然有政策、资金和劳动力上的保证,却催生了功利化的保护模式和急于求成的保护态度,使古道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发展导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第一,以旅游开发为导向的保护模式被认为是兼具经济、文化、社会效应的有效途径,是目前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最为主要出路,很多村落保护工作最终都落实在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产业上。这种传统村落保护的出路确实为传统村落注入了活力,但与此同时却极易滋生功利化的保护观念,导致过度的商业开发。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将传统文化保护的焦点集中于旅游开发经营,而忽略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度的挖掘与研究,从而造成了很多开发性破坏的现象。而大量商业文化的植入,也在进一步侵蚀着京西古道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在很多村落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开发商甚至对原有的历史村落进行推倒重建,原有的历史遗存不复存在,而新建的村落建筑根本无法与京西古道的文化底蕴相协调。
　　第二,城镇化大潮的冲击同样使京西古道传统村落面临更为严峻的颓败形势。很多地方普遍将传统村落中陈旧破损的建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杂乱的格局视作贫穷落后的象征,认为平整干净的水泥墙体和路面以及整齐划一的现代建筑即是所谓的现代化改造。这种观念误区使大量青砖旧院和青石路面遭到破坏乃至拆除,更使原本各有特色的村落文化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现象,从而造成很多建设性破坏的现象。这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开发性破坏,已日益成为当下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工作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
　　同时,当地村民作为传统村落建筑的产权所有人,他们有限的文化修养、所追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也逐渐与传统村落建筑保护工作格格不入。他们普遍缺乏参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或是低价卖给政府和开发商用以旅游开发,或是随意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建筑材料进行改造,直接对传统村落建筑造成无法恢复的毁坏。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同时也是导致许多挂牌文物单位并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在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普遍急于求成,缺乏精品意识,并没有对古道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解,致使蕴含着深厚遗产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历史遗迹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就目前来看,人们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确实已得到提高,政策、资金也都有一定的保障,但对究竟怎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大的观念误区。如果以这样的代价来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建设,那么最终只会使其成为毫无文化底蕴和遗产价值的空壳,而文化旅游产业的推广工作也势必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
　　鉴于此,要真正落实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规划,就需要对具体实施保护规划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教育引导和理论培训,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美学鉴赏、文物保护与修复等,既要使他们充分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要让他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保护。从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的深入理解,到建筑材料、工艺和色彩的具体运用,都应当由相关学者、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密切跟进和专业指导。对于某些具有重要遗产价值的传统村落,甚至可以联合相关的高校研究员和教授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共同探讨村落保护规划的实施方案。同时要调整工作心态,切勿嫌麻烦、怕吃苦,更不要急于求成,要关注每一块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遗存,哪怕一块青砖、一面土墙、一块瓦片,也要精心设计,争取在原有生态的基础上选择最为合理的保护方案,真正还原出原汁原味的乡村环境,从而实现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文化旅游、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
　　此外,还要在京西古道传统村落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继续寻找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进一步扩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明确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章制度,有的甚至可以上升到立法层面,严格把控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建设的审批制度和监管制度,禁止各种具有破坏性的开发和建设行为。
　　总之,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作为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其保护与发展工作的展开,需要从整体性规划的视角出发,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力图呈现出具有深厚内涵的古道文化；更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实施具体保护工作的人员进行教育引导,更好的配合相关政策、制度和资金的支持,从而推动京西古道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规划的顺利开展。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016年重点项目“北京京西古道村落文化遗存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YTA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静静山村　30cmx60cm　韩振刚
　　●文/韩振刚　王墉
　　韩振刚,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协副主席,中国工笔画协会理事,北京工笔画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国务院法制办书画协会顾问,李可染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