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遭遇革命: 温暖港湾为何成为“桎梏” 　　数千年来,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然而在近代中国,家庭却沦为革命的对象,从清末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在新近出版的《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一书中,历史学博士赵妍杰抛开各类前提、假设和标签,从家庭本身出发,重新审视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在赵妍杰看来,家庭革命虽更多表现为负面的批判和改革,其实是集破坏性与建设性于一体的,清末民初读书人群体所提出的关于父子关系、自由恋爱、儿童公育的种种设想,今日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读书人的憧憬
　　历经了甲午、庚子的战败,救国具有了巨大的迫切性,“国家”“国民”的观念迅速崛起。作为传统中国秩序基础的家庭,首先受到冲击和批判,在“为国破家”的呼声下,家庭沦为革命的对象,甚至提出了“废婚毁家”的主张。
　　同时,西方的自由平等之说跟随传教士和留学异邦的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进入家庭伦理领域,成为家庭成员关系的新标准。
　　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姓氏是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标识,废除姓氏也是脱离家庭的行动之一。
　　作家章依萍在《枕上随笔》中写道:“中国青年思想,以五四运动前后变化得最厉害。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一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半带想象的西方家庭方式成为被羡慕的“新家庭”,而中国的家庭则背上了“旧家庭”的符号,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
　　历史学家发现,近代参与讨论家庭革命的人,主要停留在言说的层面,即便高声呼吁家庭革命的人,也多是对他人的号召,自己并未真正具体实践。他们多半已经结婚,家庭出身也比较优裕,并非不能养家糊口或欲结婚而不得的穷苦大众。而受其观念影响的,更多是交际广阔的读书人,“务农、做工的人家”依然极力保持着旧家庭制度。也就是说,家庭革命的提倡者、拥护者和追随者,多半是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青年以及能够阅读报纸杂志的人,见诸报端的文字代表着他们的意见,普通民众则处于“失语”的状态。
　　在赵妍杰看来,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的一种尝试。自幼浸润在儒家经典中、本应视家庭为正面建制的士人,转而攻击家庭伦理,视家庭为桎梏,期望建设无婚姻、无家庭的社会,这种对儒家伦理的自我否定,是中国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而那些改组或取消家庭的设想,就像书名中提到的“憧憬”一词,代表了危机中的读书人不断追寻人生意义和秩序的一种努力。
西方极乐家庭
　　1915年1月,留学美国的胡适登门拜访卜朗博士夫妇后,在日记中写道:“博士夫妇极相得,无有子女,夫妇共持家同艰苦,其相敬爱之深真非笔墨所能写,此真西方极乐之家庭也。”
　　清末民初,为国破家的家庭革命已经动摇了传统家庭,但何为理想家庭?归国后胡适对西洋家庭的推崇,为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于是,在新青年的心目中,西洋男女自由婚姻恋爱、一夫一妻、分居成立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渐渐成为文明、进步的象征。
　　然而,胡适描述的“西方极乐之家庭”真的是如此美好吗?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描写的西方家庭,按照胡适自己的解读,“是极不堪的”,而且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例如自私自利,依赖性、奴隶性,假道德、装腔做戏以及懦怯没有胆子。赵妍杰由此认为,新青年理想中的新家庭虽然以西洋一夫一妻为模板,但又不是“西洋家庭”的实况,而是一种美化了的“西洋家庭”。
　　胡适留学期间,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而且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号召美国各地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最善良的男女”,使他们了解在美国基督教家庭的生活和德性。因此胡适接触到的是美国上层社会家庭——康乃尔大学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们的温情和招待。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胡适为中国的新青年塑造了美国家庭的正面形象。
　　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形象日趋负面化,在五四前后借助白话文的力量在社会上弥散开来。1920年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家庭研究社推出了《家庭研究》刊物,“旧家庭写真”栏目专门刊登“家庭的丑态”,意在“等他丑态百出,名誉破产以后,他们虽然想替家庭保持尊严,谅也没有什么保驾的能力”。原本作为“避风港”的家庭,成为黑暗冰冷的“活地狱”,甚至还出现了“万恶家为首”的极端说法。
　　事实上,西洋小家庭并不是天堂,中国的旧家庭也不是地狱。萧公权曾反思说:“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向西方学习的部分中国读书人视家庭如“牢狱”,西方人却深感社会之冷酷而视家庭为天堂。赵妍杰指出,被中国效仿的近代西方,彼时正处于以家庭为重的时代,其主流是维护家庭的价值。在英语世界流行了上百年的歌曲《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乌托邦式的工读互助团
　　钱理群曾指出,在20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扮演着“唐·吉诃德”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不但梦想要在中国“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而且,他们“不满足于纯思想领域的鼓吹与批判,他们更重视将‘思想’(‘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注重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而且是全局的、根本的改造)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大批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另谋新生活。然而,从传统家庭出走的新青年却被现实的读书与生计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1920年春,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召集青年建立“小组织”,践行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即“工读互助团”。
　　为了从名义上脱离家庭,团员统统不冠姓,皆以名互称。他们每日必须工作四小时,主要是在互助团开办的印刷所、饭馆、洗衣店工作,或者制作手工艺品。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教育费、医疗费、书籍费则由团体供给。此外,工读互助团还尝试把团员的衣服集中分类放置,各取所需,谁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不分你我。由此可以说,北京工读互助团既是为了帮助脱离家庭的青年,也是一次废除家庭的社会理想的尝试。
　　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时间,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
　　互助团不排斥女性,欢迎女子进团生活,实行男女共同生活,他们因此而认为“无政府、去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终于在团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是,一桩多角恋爱使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很快走到了末路。
　　多角恋爱事件的当事人——女学生易群先因反对父亲安排的婚姻而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互助团解散之后,她给胡适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绝望:“我脱离家庭,不是争人格、谋精神的愉快么?要是得不着好结果,倒不如去做小姐、少奶奶的好,先生,对不对?”
　　在经济困境、情感纠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到半年时间,各地的其他工读互助组织也纷纷宣布解散。
　　关于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团员的施存统总结道:“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不独子其子”的儿童公育
　　生于世纪之交的梁漱溟,只记得大哥梁焕鼐挨过打,自己则一次也没有过,父亲梁济对他“完全是宽放的”。梁济对子女的不同教育态度,与清末兴起的“破家”之说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家庭将培养教育子女的职责推向社会。
　　康有为曾设想以公立医疾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养病院、公立化人院等机构将“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向往打破亲疏、打破家庭的青年,希望从全社会、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养老与育幼的责任,实现老年公养、儿童公育。支持者认为儿童公育相比于家庭教育,更能使儿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互助观念,扫除祖先崇拜和依赖家长的恶习,成为“更健康的儿童”；为了实现妇女解放、支持女子从事职业,就要实行儿童公育。
　　将家庭育儿养老的责任推向社会,家庭革命者更多考虑是安顿和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却忽视了亲情对人的重要性。民国著名乡村教育家杨效春批评儿童公育将破坏亲子之爱,它阻止了孩子听到“爸爸妈妈细亮而清妙的和声”,也让父母看不到子女“活泼地天真烂漫的姿态”,这剥夺了人生的快乐。他相信,即便是没有知识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疼爱也超过一个陌生的公育机关的专业人员。
　　施存统以撰文《非孝》痛骂孝道而名扬全国,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以脱离家庭,而在他的观念里,脱离家庭是“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的感情关系”。
　　周作人在工读互助团演讲时曾说:“我们要宣传我们最好的理想主义,与人的关系,只怕他不多；怎么把关系最亲切的家庭,反而脱离呢?”对此,团员周白棣认为:感情的东西是脱离不掉的,尽管旧家庭不好,“可是我脱离了他,感情之关系,终使心中万分难过”。
　　倡导家庭革命的人多半面临着情感与理智的煎熬,在赵妍杰看来,家庭的情感要素不可或缺,否定了家庭便否定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这在大讲感情的五四时代的确是一个悖论,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