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郭刚堂找到被拐卖24年的儿子郭振(又名郭新振)。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放弃对孩子的寻找。数十个省份,骑行50多万公里,报废10辆摩托车……以郭刚堂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的电影《失孤》,由刘德华主演。然而《失孤》的故事并未迎来如大众期待的完美结局,已经成年的郭振选择继续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对于郭振的选择,郭刚堂说他理解并支持,“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孩子能好。”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王开智　王尚磊 　　保护郭振 　　时隔24年,郭刚堂见到了儿子郭振。郭振已26岁了。他不记得2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郭刚堂仔细地从儿子身上寻找着血缘的印记,“一看就是我儿子,但比我帅多了。” 　　在公安机关举行的认亲仪式上,头发花白的郭刚堂,一只手紧紧抱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郭振,一只手去抹眼泪。 　　但在众多镜头簇拥下,郭振的背明显僵直着,他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眼前的父亲,如此陌生。在后续采访中,郭刚堂澄清说郭振不是没哭,当时他正在低声安抚自己,“爸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只是当时话筒收声不好,众人没听见这一句。 　　按照相关规定,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郭振选择回到自己的养父母家。他已经读完大学,当了老师,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难以割舍早已熟悉的一切。 　　郭刚堂说,孩子找到后,自己也有倾诉的欲望,想要敲锣打鼓地告诉全世界,孩子找到了。但平静下来后,想得更多的是,到底哪种方式才是真正对孩子好——郭振和养父母之间有24年的情感牵绊,这既无法否认,也不能抹去。“郭振选择重新回到养父母身边”,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引爆。很多人都希望郭振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为父母找了他24年。尤其是父亲郭刚堂,为寻子单骑走天涯,几经生死。 　　“我支持郭振的选择。”面对沸腾的舆论,郭刚堂说,如果自己非要逼着孩子做选择,那受伤害的就是孩子,“就算孩子选择我们,也会有人说他不报养恩。” 　　作为父亲,郭刚堂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保护郭振,不让他陷入两难境地,“整个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如果非要他来到我身边,他会受到二次伤害。” 　　为保护郭振,在公开表达了对郭振选择的支持,并且表示同郭振养父母“像亲戚一样走动”后,郭刚堂“消失”了。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小心保护着郭振的一切信息,包括照片、工作单位乃至他养父母的家庭信息等,他用沉默,等待热度的消失。 　　父与子 　　郭刚堂在重新学习做一位父亲。除了郭振,他还有两个孩子,虽然常年奔波在外,但父亲给孩子的爱从来没有缺席。每次回来,郭刚堂都会给两个孩子讲点外面的新鲜事。在两个孩子心里,爸爸去外面找哥哥了,但爸爸会回来,给他们带来礼物和故事,爸爸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给郭振做父亲,郭刚堂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像一个初为人父的新手爸爸一样,探索着和儿子的相处方式。 　　郭振是一名教师,郭刚堂平时几乎不会给他主动打电话,只是从微信上联系。父子之间形成了默契,他们在聊天中会刻意跳过中间那些年。 　　为了找到郭振,郭刚堂在外面乞讨、挨打,吃遍人世千般苦,他从来不说；郭振的成长经历,他在另一个家庭里遇到什么,成长的困惑如何消解,郭刚堂也从来不问。双方聊天,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话题。“这一个月以来,我们基本都是聊新闻,聊工作,我们谈以后,不谈过去。” 　　郭振找回来了,郭刚堂不想让那些记忆碎片变成玻璃碴扎在孩子心上,他不想让孩子背上道德枷锁。 　　半个呱嗒 　　很多人对郭刚堂如此“大度”的选择并不认同,一路见证了郭刚堂经历的痛苦,亲戚朋友都劝他把孩子要回来。采访时,小区里一位大爷远远地就向郭刚堂招手:“你得把孩子带回来啊!这是咱自己的孩子……” 　　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总是想着能多看看郭振,想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说起这个问题,郭刚堂沉默了一下,“那她也得忍着。”他怕郭振会有压力。在采访时,他小心地避开记者询问的一切有关郭振的细节,“我不想打破现在的平衡。”谈及认亲后的走动,郭刚堂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近日河南洪灾和疫情的原因,让两地往来不便。 　　“孩子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在一起。”郭刚堂心里清楚,24年的分别,让双方不可能没有一点隔阂,“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走到心里去。”只是,就算每个人都在努力愈合创口,缺失的24年还是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像一道隐秘的伤痕。郭振生活在河南,爱吃面,郭刚堂家在山东聊城。虽然都是北方,但聊城是运河古都,和中原大地的口味、菜品相差甚远。认亲当天宴席上有一盘聊城的名吃呱嗒,这是一种煎炸的当地小吃,郭振当时吃了半块。这个细节,让郭刚堂高兴了很久,“这是家乡的味道。” 　　“你怨恨吗?” 　　郭刚堂当年寻子用的摩托车,静静躺在地下室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是郭刚堂骑的第十辆。寻子时,郭刚堂就把印着孩子照片的旗插在摩托车后面,行程逾50万公里,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路上的艰辛,只有郭刚堂自己能体会。他遇到过交通事故摔断过肋骨,碰到过拦路抢劫,还遭遇过泥石流。在骑行深圳的路上,一万五千多公里行程中,见到100多起车祸,12个人在他眼前死掉,其中6个是骑摩托车的,“老天没让我死在路上,已经算对我不薄”。 　　儿子走失前,郭刚堂在当地算殷实之家。为了找儿子,不到一个月就倾家荡产。郭刚堂寻子路上的开销,靠沿途出售家乡的手工葫芦为生。没钱了,就回家打短工,打完工再上路。最窘困的时候,他手里只有一毛五分钱,只能要饭吃。为省钱,他住过墓地,睡过桥洞,和流浪汉抢睡觉的地方。 　　有一次,郭刚堂骑到大别山,正好碰到大风大雨,山路一侧就是悬崖,郭刚堂连人带车卡在了水泥桩上,看着一侧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但这时候,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那声响像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九死一生,这只是漫漫寻子路上的一个瞬间。 　　“你怨恨人贩子吗?”记者问。家庭破碎、风雨奔波、双鬓染霜,24年的亲情是一片空白。 　　“以前会有怨,会有恨。”郭刚堂说,“但我们得看以后。我已经过了24年苦痛的日子,难道我以后还要过吗?我的意愿就是修复血浓于水的亲情。” 　　急不得 　　郭刚堂尽最大可能给孩子自由和选择,但他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大方”,会在某些细节上坚持:他始终坚持叫孩子“郭振”,虽然孩子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一个月的时间里,郭刚堂基本知道了孩子爱吃什么,喜欢什么,郭振也开始慢慢了解着亲生父母,这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父子之间,在互相打量、试探中,慢慢感受和靠近对方。郭刚堂说,这个过程,“急不得”。 　　能够做到“急不得”,一方面是24年的时间已经磨平了郭刚堂的一切棱角,另一方面,在找孩子过程中,他见过太多眼泪和破碎。某种意义上,寻亲这件事更像在和命运赌博,成功找到孩子已经不容易了,能回归家庭更难。 　　在找孩子过程中,郭刚堂主办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在找郭振的同时,也为更多人找丢失的孩子。他见到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案例:有对夫妇丢失孩子后,十多年遍寻无果,丈夫顶不住压力,跳楼死了,结果孩子在30多岁时找回了；有的夫妻因为找孩子的事产生分歧无奈离异,两个人的压力留给一个人继续去找…… 　　从某种程度上说,郭刚堂算“幸运”的:重新见面时,郭振健康,读过大学,是个彬彬有礼的好小伙。“人得往前看。”地下室里,还散落着一些寻子时用的孩子照片,郭刚堂把这些收拾起来,关掉灯,锁上门,“没有任何隔阂是一种奢望,相处需要时间,我们都在努力。” 　　关机的自由 　　记者见到郭刚堂那天,他穿了一件浅蓝色衬衣,西服裤子,还有一双簇新的皮鞋。这是他跟妻子张文革一起去镇上服装店买的,“挺大的服装店,这身加起来得300多块钱。”在此之前,他已经很多年没买过、穿过这么“正正经经”的新衣服。 　　孩子妈妈张文革也变了,她一直饱受肩疼困扰,但从来不舍得去医院看,怕花钱。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去医院看病,“以后儿子成了家,得看孙子孙女。”郭刚堂带着她,医生给扎了几针,原本疼得抬不起来的胳膊很快觉得好转,“就花了167块钱。为了这点钱,她就这么忍着,疼了这么多年。”说起这个,郭刚堂觉得愧对妻子,为了找孩子,夫妻俩这么多年一直过着近乎自虐式的生活。现在儿子找到了,妻子终于肯给自己花钱了。夫妻俩之间的聊天也变了。以前郭刚堂寻子无果回家后,两人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大段沉默代替。因为不管说什么话题,最终都会引到郭振身上。郭振的丢失是两人最大的痛。 　　“现在我们俩遛弯,能聊点别的了。就算又说到了郭振,也没那么沉重了。”郭刚堂说,终于可以卸下包袱,聊点家长里短了。 　　寻回郭振后,郭刚堂终于有了“关机的自由”。以前怕漏掉线索,电话从来不敢关机,但随着自己“出名”,每天都会接到各种电话:除了让他帮忙找孩子,还有让他找牛、打官司、倾诉的。郭刚堂现在终于可以关机了,“这是找回郭振后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新的生活正在规划中。郭刚堂喜欢开车,他脑子挺活,已经看好了一个运输项目,准备开干,“任务很艰巨,还得给儿子娶媳妇、看孩子呢。”因为刘德华主演的《失孤》引起轰动,之前有多家直播公司找到郭刚堂,想“包装他当网红”,价格从40多万一路开到近200万,都被郭刚堂拒绝了,“男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不弄那些东西。” 　　停不下来 　　郭刚堂说,他太懂孩子丢失的痛了。自己的孩子找到了,还有很多孩子没找到,他不忍心停下。 　　“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人开发一个寻亲程序,就是把所有失踪人口的信息尤其是特征都放上去,只要用人像、关键词对比,就能找出相关的人。”郭刚堂掏出手机,给记者演示上面的信息,打开小程序“天涯寻亲”,输入“伤疤”关键词,包括郭振2岁照片在内,出现在失踪儿童一栏。 　　“一个老郭能有多大力量,就是累死,我也没有多大本事,我就是个普通人。”郭刚堂说,现在他的微信、抖音每天还收到大量信息,根本看不过来,“等这个软件上线,大家就能通过这个找到很多关键线索和信息。” 　　郭刚堂说,这个程序的种种功能,针对的都是自己寻子几十年的痛点。他计划着,等疫情形势缓和一点,自己就去北京再找一趟技术公司,把这个软件完善后正式推出。等一切都步入正轨,自己就从天涯寻亲协会会长的位子上退出,把这个寻亲软件捐出去,让相关部门来接管运营。 　　“到时候,老郭也过过正常的日子。”郭刚堂计划了三件事:骑着摩托车玩,陪妻子旅游,帮儿子看孩子,“以后就过这样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