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作别血腥野蛮,开启文明新生 　　“我即将告别了”,被誉为“天才历史学者”的46岁青年学者李硕,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身患绝症,引发无尽惋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是李硕的代表作,也是原计划的“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主要讲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该书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李硕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读者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德霖

震惊的数字
　　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朝人聚居区。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次发掘并没有清理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清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3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
　　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
　　这是商朝人祭的一个缩影,那么,人祭在商朝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呢?《翦商》指出,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祭祀坑,已经发掘约1400座。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5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过1万名,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朝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料分散未列入统计。
　　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根据甲骨卜辞统计过殷商诸王的献祭人数。他共找到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92条,合计共献祭13052人。此外,还有1145条人祭卜辞未记载人数,即便按最少1人计算,甲骨卜辞记载的献祭总人数也会超过1.4万。
消失的殷都
　　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4000余年前,早期国家形成,人祭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登峰造极。
　　商朝用于人祭的对象大部分是异族群体、战俘、奴隶,此外也有商朝的贵族,数量之多、手段之残酷令人闻风丧胆。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此后,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拘禁在殷都,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被纣王杀害,并或许用于献祭。这些都是周人无法言说的恐惧。
　　甲骨文里的“翦”字就像一把羽毛装饰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周人取其宏大之意,将灭商的叛乱事业称为“翦商”。一系列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周族人兴起“翦商”大业,并在取得天下后的周公辅政时期彻底禁绝了人祭。
　　人祭的灭亡,是从打破殷商族民生活圈开始的。继广建诸侯国、迁移殷商族民后,在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洛邑。这意味着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殷都将被彻底摧毁,所有贵贱居民都将被强制迁往洛邑。
　　为让“殷顽民”接受现实,顺利搬迁,周公专程赶来监督和督促,并发表讲话,是为《多士》,该文后来收于《尚书》之中。和人们印象中那个彬彬有礼、拘谨保守的周公不同,《多士》展现了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手腕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能力。
　　从各种文献看,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应当淡化,尽量少让它出现。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翦商》认为,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朝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考古证实,“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夯土,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周人挖开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成平地。可见,在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直到三千余年后才重见天日。
　　《翦商》直言,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由此推测,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又怕,捣毁商王陵寝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新华夏文明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华夏旧文明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
　　在李硕看来,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三千年前的全球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
　　但《翦商》认为,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朝人的人祭,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明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理念。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
　　《翦商》认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到春秋晚期,孔子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这套学说又被孔子的弟子们传承、发扬,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底色。
　　兴周代商的动因是复杂的,《翦商》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它也在提醒我们,“文明”并不是顺水推舟、随潮而至,而是需要每个人去靠近、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