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滨 孟敏
以前管企业现在管资本,国资委当好“娘家人”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国企改革的强烈信号,国家层面的具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酝酿,而在明确指导意见出炉前,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敢为天下先,开启了国企改革的尝试。
12月17日,上海市提出“国资国企改革20条”,意图将该市80%的国资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广州国资委拟出台对国有企业全面改革的政策,计划将市属企业由目前130多户调整至40户左右,使市属国有资产的80%集中到前20户大企业集团。
与沪穗两地一道,重庆、山东等地的国企改革也陆续启动,而多地针对国企改革的重点,正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对于国企的“大管家”国资委,黄淑和表示,未来各级国资委将从管企业运营向管企业资本转变,“更加突出国资委出资人代表的性质,更加强调从出资人的角度来加强监管。”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认为,深化国资改革,要更好体现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色。要少管企业人事,特别是竞争类的企业；不管企业内部事务,把过去越位、错位的归位,让企业更好更主动地面向市场。
按功能定位国企,挣钱不再是第一位
高盛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比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低了6.5个百分点,同时在企业估值上也有比较大的折扣。一边占据着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国民经济命脉,另一面却又是垄断闭锁、豪奢高薪、低效服务,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的弊病,已然成为近年来民众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而改变国企面貌,让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归位,恰是此次国企改革的重点。
“在竞争性领域,国家可以放开此前国有企业的垄断,让国资、民资公平竞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表示。事实上,国有资本逐渐退出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已经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今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撤出在通用汽车的最后一部分股份,自此,美国仅剩下为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的房利美、房地美等极少数公共服务型国有企业。同样在日本,只有铸币、邮局、林业等服务民生的基础部门才有国资参与的身影。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上海出台的20条意见就将国企明确分类为三大块:竞争类国资国企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功能类国资国企以完成各类重大专项及贯彻重大战略方针为主；公共服务类国资国企以服务百姓,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为目标。
如此一来,国企的集中度体现在战略性,特别是先导性、基础性新兴产业,其他领域则为民营资本等开启了“绿灯”。
基于这一目标,在即将到来的2014年里,我们有望看到今年以来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可设立银行,民间资本进入页岩气能源开采,铁路欢迎民资等打破国企坚冰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比如2009年以来,已经引入民营资本276亿元修建了总里程超过600公里的山东高速领域,2014年就将继续放开行政审批,鼓励越来越多的民资进入。
凡是市场能定价的,政府少插手
眼下,中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跃升为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6千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其中,国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强之后如何实现民安,也是目前国企改革的题中之意。
民生无小事,在与民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价格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实现的目标是“有效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政府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市场才能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让政府做。”如果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真正能被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无疑将直接给居民生活带来利好。
目前,我国通信领域已经尝试了类似的改革,截至10月底,已有苏宁、国美、迪信通、阿里巴巴、京东等8家民营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签订了转售业务合作协议。这些民营企业将可以从电信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后,销售给最终用户。
更让我们值得期待的是,国资委将根据中央企业改革进程和企业效益状况,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最终到2020年要提高到30%,并通过公共财政的统一安排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从最终效果来看,当国有资本更多集中于公共服务企业,上缴收益集中更多用于改善民生,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才算真正完成了从“善其身”到“善天下”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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