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洪波 实习生 朱文茜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改革范围之广、种类之多,让公众对改革又充满了深切而强烈的期待。
《决定》将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据什么地位?是否会带来我们所期望的变化和幸福生活呢?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主任杨光斌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延续,它在中国改革史上的作用和定位将由历史来回答。
在杨光斌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是新中国的第三波改革,将让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走上前台。
“对改革不能从当下做评价”
齐鲁晚报:您如何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占据的地位和作用?
杨光斌:社会公众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定充满期待,它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延续,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位将由历史来评价,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事前并不知道它的伟大,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转折点。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次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延续?
杨光斌:是,我把“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改革分为三波,第一波改革是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代表人物是邓小平；第二波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波改革主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但是改革遇到了其他问题,就是目标A实现了,但问题BCD跟着出现了。第三波改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启动的这次改革。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第二波解决了一些问题,又带来了其他问题?
杨光斌:制度改革往往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意外出现的。第二波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权利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在第二波改革中,首先是国家垄断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实行分税制,国家把大的项目都拉入国税了,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大。另一个是行政垄断,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只有两三家国有企业,比如石油等,国家过度垄断资源的结果是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其次是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其表现比如国考热难消,垄断企业里充斥的都是裙带关系等等。再加上社会的多元化与社会自主性,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结果从上到下都开始维稳。
齐鲁晚报:所以第三波改革势必要解决这些问题。
杨光斌:是啊。比如说现在国家在大力抓反腐工作,那是因为腐败确实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从2008年起,被抓起来的正处级以上干部数字是很触目惊心的,国家培养一个处级干部是需要很多年的。因此我总结出几个定律,第一,当制度考验人性,输家肯定是人性,第二,当你想害一个人,就把他放在没有约束的关键岗位上,呵呵。
齐鲁晚报:您如何评价第一、二波改革?
杨光斌:今天看来,第一波改革是成功的。对于改革不能做当下的评价,因为当时的评价可能掺杂着自己的观念或者利益,因此不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只有过一段时间,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要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中看待当下中国的改革”
齐鲁晚报:与前两波改革相比,第三波改革是否更难?
杨光斌:今年四五月份,我在媒体上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第三次改革其实没那么难》,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我觉得,说改革难是一个假命题,其实真命题是:是改革越来越难还是改革意识越来越弱?
齐鲁晚报:也许后者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
杨光斌:要认识我们的改革,首先要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中看待当下中国的改革。亨廷顿在《变革社会秩序》当中说过一句话:“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为什么说革命很好办?因为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目了然,而改革,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点是不确定的,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所以改革比革命更难。
齐鲁晚报:您觉得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光斌: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采访我,问“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说: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国做的还不错,但是精英阶层认为自己错了。精英阶层不够自信,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我们基本上都是拿着别人的理论观点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永远都是错的,因为它永远都不符合既定的理论。
“这次改革主要是约束地方政府”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杨光斌:这次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这是一个新概念。而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的所有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约束地方政府进行的。
齐鲁晚报:何谓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杨光斌:西方政府讲究权力有边界、权利有约束,这就叫做有限政府。但是这样的国家可能政府没作为,国家没能力。而我们要实现一个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既不能全能主义什么都干,也不能权力不受约束。
齐鲁晚报:怎么样才能做到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呢?
杨光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决定》里的改革60条。第一,国家有能力,就是中央政府不受社会利益集团和部门政治的约束,有把自己的意志变成现实的能力。这次我们成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就可以在各部门之上统筹改革事宜。
第二,政府有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仅靠市场这一只手,社会治理会出现大问题,穷人的利益、弱势人群的利益都得不到保护,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发挥作用很重要。
第三是法权集中化,法律是国家意识的表现,法律的载体是司法体制,纪委书记很难监督同级的县委市委省委书记,这次实行权力上收,另外实现独立审判,司法行政执法都应该像中国银行一样垂直管理。
第四是权力有边界,第五是权利受约束。一定要压缩政府的权力边界。
齐鲁晚报:您觉得在习李任期内,《决定》里的改革60条能实现吗?
杨光斌:我相信他们能做到,但有些改革是否成功不好衡量,能够衡量的部分我相信他们能做到。
杨光斌: 《决定》体现 “治理民主”
针对很多国家因实行了西式党争政治而导致的治理失序和“无效的民主”,我曾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理论的、由“社会参与—自主性回应—政府责任”三要素所构成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直译为“可治理的民主”)。可以用“治理民主”理论解读《决定》。
《决定》所要改革的领域、问题之全面、之深刻、之细致,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要改革的领域和问题都是社会各界和社会科学所争论和建议的:比如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过去10年计划经济式政府调控,《决定》规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宏观体系、中观领域还是微观问题,都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携手共进的表现。
形势分析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
●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
●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摘自习近平就《决定》向三中全会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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