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哪儿去了?
从《北大回忆》追寻大学的传统与理想
2014年04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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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2008年夏,远在昆明的作家张曼菱收到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一个挂号邮件。打开是一页宣纸,已经步入人生暮年的季羡林在纸上连写了两遍“北大回忆”四个字。此时的张曼菱正在着手写一本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书籍,季羡林听说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应该写,值得回忆”,嘱托她像《浮生六记》那样写一本《北大回忆》。
此嘱有深意,对张曼菱而言有如托孤。日前,这本书终于问世。张曼菱在书中呈现了令人神往的上世纪80年代的燕园生活。实际上,不仅仅是北大,1980年代的大学经常被描述为“春天”,对青年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学生怀揣理想,学者风度飘飘,大学精神一度彰显,领一时风气之先。
大学精神回归的1980年代
张曼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高考已经恢复一年,曾经的各种“政审”和“政治推荐”被取消,只以分数作为录取的依据。刚刚经历完“文革”,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考上大学特别是北大无疑是幸运的,张曼菱记得,在老家昆明,接到北大通知书的她成为孩子们的榜样,还获得了一个“争气姑娘”的绰号。
此时的北大同很多大学一样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1977、1978级新生的到来为燕园注入了活力,因为政治运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教授们也重新走上三尺讲台,师道尊严、知识分子的体面回归。张曼菱记得,中文系老先生的课都特别受欢迎,像吴组缃、王力、林庚先生这样的大家的课,更是如过节一般,学生们早早就打听好了,上课前得如“打仗”一样去抢座位。
张曼菱在书中写下了三伏天听林庚先生课的场景:即便挤得汗蒸雾腾,前来听课的学生还是坐到了走廊上,“上课的铃声响起,林庚先生身着白衣,吊带西裤,长腰鹤步登上讲坛。顿时,一片清凉从天而降”。
张曼菱是个“活跃分子”,头顶“文科状元”光环的她,曾在一次研讨会上直接与曹禺展开辩论,还致信李泽厚,开头便点出李泽厚当时风靡一时的著作《美的历程》的不足,但得到的却是对方善意的回应。此外,她还积极参加竞选,是1980年北大“民主竞选”运动中唯一参与校园人大代表竞选的女生。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那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老北大。在新书的座谈会上,诗人邵燕祥把北大分成两段,“1949年以前叫老北大,1949年以后叫新北大”。对于张曼菱书中所记录的这4年,邵燕祥说:“这4年在北大的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北大的精神在这一段时期有一个短暂的、有限度的复活。”
北大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张曼菱的导师谢冕动情地回忆:“张曼菱不仅是在写师友、写学校,而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结束了10年动乱、政治走向开放开明、人民思考更加独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相对宽容的,这是中国的春天,这就是我们永远记忆的、永远怀念的、伟大的80年代。”
大学的传统在今天断裂了
在燕园,张曼菱时常会与大师不期而遇。入学初期,张曼菱捧着一本朱光潜的美学书到未名湖畔晨读,晨曦中走来一位老者问:“你在读什么?”张曼菱答:“朱光潜的。”这位老者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直到两位研究生恭敬地面朝老者深鞠一躬喊道:“朱先生好!”张曼菱这才意识到,面前这位正是朱光潜本人。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读到这段“奇遇”时,脑海中一直回荡着朱先生的话。“朱先生说的是老实话,这道出了那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现代中国无大师,原因就是朱先生所说的,即使是成就最高的学者,也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而原创性正是成为大师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钱理群说,朱光潜那一代前辈,就其学养和精神境界而言,完全可能出大师,遗憾的是生不逢时。在上世纪30年代小试锋芒以后就遇到了战乱,接着又是连续30年的思想改造,到上世纪80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已是垂垂老矣,岁月不饶人,且元气大伤,无力再建构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
不过,钱理群指出,那一代人依旧保持着清醒,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他以朱光潜不推荐读自己的书为例说,“朱先生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再也没有也不会出现朱光潜了。你看看那些感觉始终良好,不断吹嘘自己,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们在这里霸占着中国的学术界和讲台。”这让钱理群不由得担忧现在的学者的精神状态。
北大110年校庆的时候,钱理群曾经主编了一本书——《寻找北大》。在书的序言里,钱理群说,我们经常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
失掉大学精神的当然不止北大。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近期在离任演说中,便痛陈大学的种种弊病:有的人做学问,行忽悠之能事,或则应景,或则奉命,有奶便是娘；有的人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学者的斯文,更无士人的高贵与尊严。所有这些趋利而忘义的现象虽发生在少数或个别人身上,却并不鲜见于我们的校园。
为何他们中未出大师?
作家陈四益与张曼菱交往较多,在2012年张曼菱完成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著作后,他便催促张曼菱赶紧动笔写北大回忆,“现在的教育也非常需要对比”。
对比,似乎是这本书的读者绕不过的话题。在新书座谈会上,钱理群在发言结束后不忘提醒出版社,应将该书多多地送到现在北大的学生中去。
《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耳·米吉提在座谈会上说,北大精神再大也大不过时代精神,大不过社会精神。这也正如作家蒋方舟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所说: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
清华大学毕业的蒋方舟,笔下的大学生活和张曼菱所描绘的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迥然不同:“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蒋方舟说,她有同学从大一开始就看房价,每天一起床就研究报纸看房价走势,盘算多少年才能供得起一套房。更多的同学则是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各种资格考试。这让她感慨,从“五四”以来,延续下来的每个时代的成人礼已经没了,即便三十而立,“立的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立”。
“今天的未名湖畔不仅没有朱光潜,也没有张曼菱。”曾痛斥中国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钱理群说,当年的大学生是把北大当做精神圣地,而今天相当多的北大学生是把北大当做日后成为人上人的阶梯,“是往上爬的阶梯”。他讲了流传于北大的一个新典故:北大西门口那个小金水桥,今天已经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称为“状元桥”,朝进北大门,暮登天子堂,“和我们当前的梦想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张曼菱的书里描写了众多老一辈学人对上世纪80年代入学的那一代大学生的关爱。在钱理群看来,这背后是一种期待,“期待这一代人能够冲破藩篱,创造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真正辉煌,在这代人中间,日后会出现文学大师、学术大师、思想大师。那一批学生的确表现出了值得称许的才华和精神气质。”然而,反观30年后这一代学生的成长经历,钱理群遗憾地表示:“他们依然像当年朱光潜自我反省的那样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依然没有出现大师,依然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就是我最感震撼的地方。”
这也是张曼菱的遗憾,她在书中说,这一代学子日后并没有得到当年在校园中所期望的那一片广阔天地,诸多佼佼者夭折。“一个民族在几代人的期盼中千辛万苦耕耘下的一片良田、一片美禾,却没有得到良好的收获,这与原来的宗旨大相径庭。”
钱理群在发言的最后连续追问为什么,“朱光潜们是因为战乱,因为思想改造,那么张曼菱们的原因在哪里呢?这难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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