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仪式到消费狂欢
圣诞节的“中国式”变迁
2014年12月2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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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当1607年,基督教领袖们在伯利恒确定12月25日为庆祝耶稣诞辰的圣诞节时,他们压根没想到这个纯粹宗教性的节日,会在400余年后传到遥远的东方国度,演变为一场混杂着物欲、虚荣和宣泄的狂欢。
今年圣诞节,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便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式圣诞”,并代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发出疑惑:为何中国人越来越热衷过圣诞?
身着红色大衣,乘着驯鹿雪橇,半夜爬烟囱派送礼物和贺卡,圣诞节从宗教到商业的第一重进化,是西方人自己在19世纪完成的。在文学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堪称这重转变的缩影。
从1843年到1848年间,正进入创作佳境的狄更斯,应出版商之约,每年圣诞节发表一部中篇小说,共得五篇集结成册。其中《圣诞欢歌》、《古教堂的钟声》、《人生的战斗》等,或抨击资本家们为富不仁,或无情揭露社会弊端,同时又不忘抒写小民的善良、勤奋,歌颂宽恕、真诚的美德。
可以说,《圣诞故事集》仿佛晚明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于世俗故事中渗透道德教化、宗教寄托,而选在圣诞节这一阖家团圆的节点发售,又颇有些贺岁大片、春节晚会的意味,一下子将讲究信仰、传统的圣诞节,拉进了商业语境、消费社会。
而到了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发表《闲暇:文化的基础》与《节庆、休闲与文化》两本宗教哲学著作的上世纪40年代,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前所未有地挤占着人们的时间,异化着人们的心念。皮珀通过对节假日、宗教庆典、业余时间等闲暇时光的审视,疏导人们的紧张和焦虑。
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的兴起,普天同庆、美酒欢歌的“传播”式节日,代替了庄重肃穆、安静平和的“宗教”式节日；大众消费、商业广告在其中的推波助澜,更进一步让年终岁尾的圣诞节,成为人们辛苦一年后,娱乐放松、购物休闲的最佳机会。
随着中国人改革开放后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交流融合,异域情调、欢聚放松的圣诞消费,逐渐成为追逐时尚、消费新鲜的年轻人的最爱。如果要为这份热爱标注一个度量,冯骥才主编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丛书,恰恰尴尬地从反面注释了“中国式圣诞”的火爆。
且不说填仓节、中和节、花朝节、晒书节、乞巧节、文昌会、观潮节、拜斗节等传承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和民俗形态的老节日已然消失日久,就是春节、端午、中秋等纳入现代假日的传统节日,再不加以保护、传承,也将面临人文内涵、文化传统流失的困境。
就像冯骥才在编辑这部涵盖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文化丛书时感慨的,当西方的圣诞节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不断侵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内涵的时候,重新审视这些中外节日,塑造传统与现代衔接融合的节日观,才是对文化根脉最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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