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名美国黑人青年成为首批自愿坐牢的民权人士
一场等待54年的“平反”
2015年02月07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2014年12月,“友谊9人组”的部分成员在昔日示威地点留影。
  ▲1960年,非裔美国人“占领”白人专座,抗议种族隔离。
     2015年1月28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约克县的法庭上人头攒动,7名年逾七旬的老者在掌声和相机快门声中依次起立,频频向人群挥手。54年前,他们曾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司法判决的主角:“罪名:非法入侵;判决:有罪;惩罚:100美元或苦役30天。”相比他们各自的姓名,这个小团体拥有的称号更被人们铭记——“友谊9人组”。
  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们因和平示威而锒铛入狱;如今,不公正的判决在欢呼声中终被推翻。
  毅然走进
“白人专座”餐厅

  1961年1月31日清晨,几名年轻的黑人学生离开约克县的友谊专科学院,向洛克希尔主干道旁的麦克罗伊餐馆进发。他们在这家廉价快餐店的橱窗外停下脚步,四处观望,心中早已清楚,接下去的静坐示威将令自己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但是,没人退缩。学生们早已准备好用这种方式,向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发起挑战。
  无视“白人专座”的标牌,他们径直走进餐馆,坐在柜台边,点了汉堡、饮料和咖啡。店员拒绝服务,先是呵斥他们离开,见后者不为所动,便报了警。多年后,“友谊9人组”成员克拉伦斯·格雷厄姆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回忆道,“我坐在第四把椅子上,我记得,我的屁股刚沾到椅子,他们就把我拽了下来,推搡着将我拖出门外。”
  地方法庭的判决来得很快。次日,参与行动的10位黑人就因“非法入侵和扰乱秩序”被定罪量刑,他们可选择在监狱中服苦役30天,或支付100美元罚款。除了一名担心失去奖学金的学生同意支付罚款外,其余9人“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服刑。“友谊9人组”由此成为第一批拒绝支付保释金而自愿坐牢的民权人士。这一被概括为“服刑,不保释”的策略很快在美国南部传播开,成为民权斗争的转折点。
  “友谊9人组”中,8人为友谊专科学院的学生,只有第9人托马斯·盖瑟例外,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种族平等委员会(CORE)的分区秘书长,也是那次静坐抗议的组织者。
“服刑,不保释”
将包袱甩给体制

  彼时,餐饮业早就成为非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发力点。1960年2月,4名北卡罗来纳农科学院的学生首次对白人专座进行“占领”。2月12日,抗议浪潮波及洛克希尔。当日,有100多名黑人学生在镇中心的各个快餐店静坐抗议。
  年轻人的非暴力抗争一直坚持到次年,但效果不彰。民权人士逐渐意识到,向当局支付保释金以换取自由的做法,让他们的绝大部分努力付诸东流,不仅无法帮助他们推翻美国南部保守顽固的司法体制,反倒会让维权人士及其家属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们的人不断被捕,被送进监狱、支付保释金、回家,周而复始。”托马斯·盖瑟解释了“友谊9人组”选择坐牢的初衷,“我们觉得,是打破惯例、表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希望将美国变成更加公正的社会的时候了。”
  “洛克希尔的抗议来得很及时,它解决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在南方遭遇的困境:缺少保释金限制了民权运动的发展。”作家泰勒·布兰奇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分水而行》中写道,“‘服刑,不保释’减轻了抗议带来的经济负担。从此,示威者不再需要承受金钱上的损失,反倒是被白人把持的各地政府,必须为服刑者提供住所和食物。”
  “支付了保释金,就等于在支持你想反对的体系。”学者贝尔克进一步分析说,“相反,你宁肯待在监狱里,是将皮球踢给了政府,它必须为惩罚你而耗费资源。”
昔日“罪证”
被永久保留

  当然,自愿服刑绝非无代价的。示威者可能失去工作和信用担保,还有人担心,那些被种族主义者视为眼中钉的人权活动家,可能在秘密监禁中“人间蒸发”。
  “如果进过监狱,你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声音。”9人组成员马克·沃克曼曾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拍摄的专题片中提到,“当关门和钥匙转动的声音传来,你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自由之身。”
  他的伙伴W·T·梅西则对路透社坦言,自己从不谈论那段经历,即便是面对亲人。其实,“我很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你知道那小子做过什么吗?’”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为“吃牢饭”这件事不安。托马斯·盖瑟被捕时,他的哥哥赫尔曼在一所高中教数学和物理。消息传来,赫尔曼毫不惊讶,更不为此感到羞愧。
  盖瑟家的两位老人也对此泰然处之。“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要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托马斯说,“父母则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相信,如果孩子做得对,上帝一定会眷顾他们。”事实上,盖瑟家的兄弟几个都曾在民权运动中与当局的暴力机器“过招”。
  只是,他们的斗争在多年后才收获果实。作家金伯利·约翰逊率先打破沉默,将“友谊9人组”写进了儿童读物。“我做的就是让人们知道真相,而且,的确有人在听。”
  而在体制内部,当地的法务官凯文·布拉克特称得上为“9人组”平反的头号功臣。他对路透社表示,“这些先生……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可恶而卑鄙的政策。公开地从法律程序上承认当年的指控是错误的,这非常重要。”
  1月28日,法官约翰·海耶三世当庭宣判后,布拉克特仍不满足。通常情况下,如判决被推翻,犯罪档案就会被销毁,但是,他和“友谊9人组”都希望能原样保留原始卷宗,以便后来者铭记其中的波折。于是,法官的宣判词被附在了1961年的案件卷宗末尾。
  用海耶法官的话说,“我们无法重写历史,但能纠正历史。”
  “与种族隔离斗争的经历一直是我的骄傲,”9人组成员之一罗伯特·麦卡洛曾告诉《洛克希尔先驱报》,“我不希望它被抹掉。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
  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后,9人各奔东西,平静地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后来,托马斯·盖瑟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宾州滑石大学任教39年。由于身体欠佳,他委托儿子肯尼斯出席了1月28日的活动。
  而罗伯特·麦卡洛已于2006年8月因病辞世。
        据青年参考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齐鲁晚报多媒体数字版
按日期查阅
© 版权所有 齐鲁晚报
华光照排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