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为何没有《菊与刀》
2015年02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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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中国的日本研究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一样,都堪称显学,但“显”的程度不同,时期各异。就中国而言,史上曾有过数度繁荣期,最近的两次潮涌,分别出现于八十年前(1931年—1945年)和三十年前(1980年代)。虽然从性质上说,两个时期迥异:前者是敌对期,后者是蜜月期。但二者的共同特征是背后都有明确的国家战略背景。
在这种“过于”明确、甚至不无功利性的战略诉求之下,每一次“知日”高潮,都会催生一批本土的学术精品,有些则已沉淀为经典,如周作人的《日本管窥》、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高宗武的《高宗武回忆录》及吴廷璆的《日本史》,等等。但相比较而言,本土的学术成果,无论多么“精品”,也难与从西方(包括日本)舶来的经典著作抗衡,譬如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和升味准之助的《日本政治史》(四卷本)等。按说三十年弹指,两代人从东瀛负笈归来,有个把本土版的《菊与刀》、《日本人》应该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没有反倒奇怪了。然而,“这个,是真没有”。不仅如此,六十五年来,我们甚至未能贡献如民国时期的戴季陶、周作人和蒋百里一流的人物,殊为憾事。
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949年以后,中日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制度性差异之大,超过了史上所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1978年)前的三十年,中国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主流之外。改革开放后,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加上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景气干云,又有傅高义等西方学者抬轿助阵(所谓“日本第一”),形成“经济一边倒”的局面,反而遮蔽了日本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成功神话亦随之轰然倒地,在中国人的眼中,仿佛一夜间就从“第一”变成了“失败”的社会。于是,国人的目光越过日本海和东海,开始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国内日益蔓延的以所谓“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为代表的失败情绪,客观上加剧了这种状况。至此,日本从曾几何时国人心目中现代化的模本,蜕变为一种面目模糊的暧昧存在——原来的那些关注的视线,也逐渐失焦、转移。
除此之外,不得不说,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压力仍然束缚着我们“知日”的触角。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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