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延续百年的思考
2015年03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本报记者 吉祥
本期“书坊周刊“为大家推荐的是四位百岁老人的书:周有光、杨绛与马士弘、马识途兄弟。百岁寿星在中国被称为“人瑞”,这几位大家主要生活的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他们不仅长寿,而且至今笔耕不辍,不时有新书问世。用余英时评价周有光先生的话说,“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这是葛剑雄教授的感慨。当然,这些老人丰富的人生智慧都蕴藏在书中,了解他们,不妨从翻翻他们的书开始。
周有光:从世界看中国
按虚岁算,过了年,周有光先生便已110岁高龄了。
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历经清朝、北洋、民国和新中国4个时期,被戏称为“四朝元老”。对于长寿,他不止一次感慨:“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将我遗忘在世上了。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
今年初,他的两本新书《逝年如水》和《从世界看中国》出版。前者是一本回忆录,根据周有光先生在91岁时口述的家世和见闻写就。2014年,已是109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在这段口述史背后又补充了一段“尾声”。在“尾声”中,周有光先生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在这本书中,他的儿子周晓平也撰文说,尽管父亲在晚年收获了诸多赞美,“但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之声,比如在文字改革方面来自台湾的中肯意见。他从来不回避纠正错误的机会,他认为他写的书是供参考的。”
《从世界看中国》一书则收集了周有光先生85岁退休之后的所有重要作品。1991年,85岁的他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这个社会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
这一时期,“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告别了语言文字的专业研究,开始撰写大量思想文化随笔,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这些随笔除了来自阅读积累,还结合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些文章里,周有光先生以他一贯的“世界公民”的眼光,从世界历史的走向关照中国,笔耕不辍,先后推出了多部有分量的书籍。
他在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四年后又推出《朝闻道集》,105岁时,新作《拾贝集》又带给读者惊喜。
周晓平说,父亲一直相信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立国,可以为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不断的思想启蒙,普及常识可以帮助人们辨识真假。他认为真正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
在为《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启蒙的著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先生说,作为一名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最鲜明的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
周有光先生将自己一生概括为“两头真”。在《百岁新稿》的自序中,他写道:“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今年刚去世的著名出版家、报人、杂文家曾彦修先生与周老交情深厚。去年,曾彦修先生的著作《平生六记》出版时,周有光先生专门为这本反思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题写了四个大字——良知未泯,印在书的扉页上。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多次拜访过周有光先生,在他看来,“这四个字,既是对曾老的褒扬,又是周老的夫子自道。”
“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的周有光先生,依旧在思考着这个他生活了100多年的国家与世界。
杨绛:被追捧的老人与老话
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
已经104岁的她可能想不到,她讲过的许多“老话”现在会如此受欢迎。在微信朋友圈里,她说过的话或是其书中的经典句子经常以“读懂杨绛老师几段话,让你收获幸福”的形式出现,而且很快就会占据手机屏幕。不同于一般的“心灵鸡汤”,历经世事变迁的她用通达的人生观,给这个浮躁的世界留下了不一样的理解。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佳作,据悉,截止到去年,已经发行70多万册；她在93岁高龄时写就的散文随笔集《我们仨》以及随后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都受到了读者的热捧,发行过百万册。
一生“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的杨绛自然不关注这些。去年,103岁的她,令人意外地推出了一本新作《洗澡之后》。这本书是杨绛名作《洗澡》的续作,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有读者无端揣测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友谊,让杨绛感到有必要把故事结束了,给读者留下一个完美的结局。
《洗澡之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的《杨绛全集》中。对《杨绛全集》的选文标准,她也极为严苛。“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在“打扫现场”,清理钱锺书和爱女钱瑗遗作之余,杨绛依然关注着现实。李昕回忆,他有一次去拜访杨绛先生,问她有什么新作时,老人拿出一篇仅300字的短文。在这篇题为《俭为共德》的文章里,杨绛写道:“近偶阅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续笔》,有《俭为共德》一文。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昔日‘老生常谈’今则为新鲜论调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讥,摘录《俭为共德》之说,以飨世之有同感者。”
马士弘、马识途:国共兄弟,两个百岁
马士弘、马识途两兄弟堪称传奇。不仅因为两人都是百岁寿星,原国军少将马士弘1911年出生,今年已是104周岁,他的老革命弟弟马识途1915年出生,今年也是百岁高龄了。
兄弟两人的人生故事更具传奇色彩:二人生于书香之家,“同读古籍,同聆家训,同怀悲悯报国之情志”。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后,国亡无日,马士弘投笔从戎,决心抗战,考入军校,是黄埔军校第11期学员,之后参加中国国民党,舍身赴国难。马识途同样立志抗日,但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他考入西南联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长期从事险恶的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已是少将的马士弘放弃去台,率部起义并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然而,兄弟二人都没有逃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但纵使九死一生,依然不改爱国本色。
去年6月,兄弟二人同时出书回顾一生。老将军马士弘的新书名为《百岁追忆》,老作家也是老革命的马识途则将书名定为《百岁拾忆》,在新书发布现场,兄弟俩97岁的弟弟也赶了过来,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用百年生活小事记录了中国历史,是可以传至后世的史书,又是人人可读的百岁老人的‘儿童文学’。”著名作家王蒙说,马士弘、马识途的书有一种返老还童、返璞归真的气质,“像孩子一样,是什么说什么。”他同时引用马识途对联“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说,只有对生活、对社会保持百年的热情,才有如此丰厚的人生经历。
在为兄长马士弘的《百岁追忆》所写的序言中,马识途说,尽管兄长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无妄之灾,因莫须有罪名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之心,兢业从事,尽忠职守,辛劳服务,同侪敬服,垂三十年始得平反。”
马士弘则感念弟弟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援手。马士弘在去年一次受访时回忆,马识途每个月资助他25块钱,“孩子开学还要多给我们四五十块钱,一直供到1987年,7年来他始终没间断过。为资助我,五弟还被人检举说立场不稳,没有划清界限……”
经历风雨,回首百年往事,自称“职业革命家、业余作家”的马识途在《百岁拾忆》中强调最多的就是讲真话。很多人提起马识途,都喜欢讲他的《夜谭十记》,这本历三次毁稿最终在1982年写完的书,因导演姜文将其中的《盗官记》改编为《让子弹飞》,成为马识途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几经再版。
不过,晚年后,马识途在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时,讲得最多的却是巴金先生。马识途视巴金为偶像,1992年,巴金90岁生日时,马识途专门赶去上海祝寿。巴金送了他一本《真话集》,马识途读罢表示要“向巴金学习说真话”。在回赠巴金自己的杂文集《盛世微言》时,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巴老,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
新书《百岁拾忆》在马识途眼里,是自己百岁人生的写照,同时也是一本“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虽然我说的真话并不一定都是真理,但是我觉得,说真话,比说那些自以为正确的假话要好。”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