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新青年”们
2015年07月0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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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钱玄同跟刘半农俩人上演了一出“双簧”。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写了《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狂骂新文化运动。而刘半农写了上万字的《复王敬轩书》,一一骂了回去。在这俩人的自导自演中,翻译家林纾躺枪,成了两人对骂的道具。
所以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是以骂战起家的。钱玄同可以说是这场骂战中的急先锋,他神经衰弱,体弱多病,却又慷慨激扬,话多而急,甚至走到哪里,骂声就到哪里。三十来岁的他正是年轻气盛,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闯劲,为了拉人写稿子,四处奔波。当时鲁迅窝在绍兴会馆抄古碑,心灰意冷,钱玄同每天下午四点去,一直在他那坐到半夜。鲁迅受到激励,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打响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第一枪。
《新青年》编辑部里一部分人秉承骂人有理的原则。钱玄同将旧派骂作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陈独秀因此对钱玄同非常看重,因为一个古文大师跑来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他觉得“莫名钦佩”。陈独秀本人也是非常强硬的,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真理,是“绝对之是”,至于反对意见,“唯有痛骂一法”。
虽然胡适在一旁弱弱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但这和平的意见被旁人激烈的呐喊声给淹没了。不过,不同意见都掐死,虽然极端激进,却是卓有成效。《新青年》开启了中国语言新时代,白话、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左起横行书写等一一出现,开一时风气。更重要的是,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科学的思潮从北大起,席卷中国。
密议除陈
在如火如荼的运动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
首先是,旧派们坐不住了,林纾率先发难。其实也不怪这位老爷子,平白无故躺枪,不起来骂两声怎么行。所以1919年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编辑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掀起了一轮骂战。
在反对派眼中,《新青年》是一个必须攻破的阵地,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校长蔡元培和那几个编辑。在这些人里面,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袖,同时文章言语激烈,为人我行我素,性格张扬,特别容易招人记恨。
本来,蔡元培请陈独秀来北大是为了整治风纪,他认为陈独秀是道德的楷模。但是,陈独秀的私生活混乱,喜欢逛八大胡同,去嫖妓喝花酒。渐渐的,他的这个作风被广为流传,恰好被反对派们抓住了把柄。一些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陈独秀嫖妓事件,甚至传出他跟学生为同一个妓女争风吃醋,抓伤了妓女的下体等不堪入目的新闻。
此时是1919年3月,距离”五四“运动仅仅两个月时间,北平暗流涌动,风声鹤唳,在这个节骨眼上,陈独秀的嫖妓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瞬间指向了北大。
校长蔡元培陷入两难境地,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弹劾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嫖娼。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来到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秘密开会,商议对策。这几个人都认为陈独秀私德太坏,不可姑息,劝说蔡元培弃用陈独秀。值得一提的是,汤尔和和沈尹默曾经向蔡元培推荐过陈独秀。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在内外夹击下,蔡元培做出了一个不甚高明的决定。他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宣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及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相当于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位。虽然他仍然给陈独秀保留了教授职位,但却给他放假一年。
自此,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圈子。这次会议逐了陈独秀,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也“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分道扬镳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学生运动的热潮席卷京城,陈独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南城的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9月16日被胡适等人保释出狱。随后,陈独秀带着自己的《新青年》到了上海,哪里来的,又回哪里去了。
自此,陈独秀的思想愈发左倾,《新青年》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阵地。到了1921年,胡适请了《新青年》的九位同人投票决定是否要将《新青年》再度迁回北京,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只有钱玄同认为应该分裂,两地各办各的。
而陈独秀给这个决议的回复是一封写给胡适的分道扬镳声明。他让北大的同人们另外去办一份报纸,坚决不把《新青年》迁回北京。但是他却转眼给鲁迅、周作人写约稿信,说北京的那些人不肯写稿子了,还得求助于您两位。
北大与《新青年》的缘分自此结束。《新青年》从1920年开始由陈独秀一人主持,9月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6年正式停刊。
而当时的“四大台柱”也自此分道扬镳。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正式决裂,两人虽然私交一直很好,但是观念南辕北辙,陈独秀去干共产主义,胡适抱紧自由主义的招牌。而刘半农早在1919年1月就退出了《新青年》编辑部。他与胡适闹了矛盾,胡适嫌他不是科班出身,骂人轻佻刻薄,有点看不上他。刘半农便出国留学六年,拿了个博士学位回来,成为语言学大家。钱玄同此后继续致力于“国语运动”,直到1939年脑溢血逝世。
将他们聚拢在北大的最大功臣——蔡元培,也一直在辞职和复职之中徘徊,从他当校长开始,一共辞了七次职,每次辞职后,备胎蒋梦麟就被推出来当代理校长。五四运动时,蔡元培到处去救被捕的学生,5月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辞职,当晚离京,直到9月才被大家给请回来。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喧闹,甚至攻击蔡元培,蔡元培觉得自己平时没有教育好学生,玻璃心又碎了,当即宣布辞职。1923年,蔡元培抗议北京政府的官僚行为,最后一次辞职。
而蔡元培的最后离职,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的落幕时间相吻合。他的离去,从某种程度上讲,为北大战场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记者:蔡校长,听说您曾七次辞职,现在大学校长都是省部级干部,没听说谁主动辞职。
蔡元培:不是有县长回乡种地吗,公务员不都排队等辞职吗,我看大学校长也可以排起队来。一百年了,你们就没点长进!我一直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如果你想做官发财,来大学干吗?这些话都喂了王思聪家的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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