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仇和站上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根据检方指控,仇和贪腐都发生在云南,这位昔日江苏“能吏”缘何离乡后反而对自己放松了要求。
“明星”官员毁誉参半
争议伴随着仕途高升
在25日的庭审中,仇和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仇和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官员史上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之一,任职经历主要在江苏和云南,从起步开始,仇和就与改革密不可分,搞政绩工程、不近人情、霸道、理想主义、酷吏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仇和标签。同时,另一面,雷厉风行、能干、务实等等很正面的评价,他也没少得。
在江苏,身为江苏人的仇和从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做起,后历任宿迁副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1996年,本隶属于淮阴市的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在农科院和科委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仇和,终于有机会真正从政一方了。他被从科委直接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同年,仇和成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兼任了辖区内沭阳县的县委书记。
正是在沭阳,仇和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出去。在沭阳,仇和做了四件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后面的两件事,仇和在那个年代走在全国前列,也成为其最大的政绩和可资宣传的成果,但也让他饱受争议。
在城镇化和工业园的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是拆迁引发的矛盾。彼时当地顺口溜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也主要因为拆迁和修路的事件,仇和被冠以“最具争议”地方领导的称谓。但仇和曾自诩,每一次争议都伴随着仕途上的惊喜。
公开“一把手”电话
城中村改造透支昆明
2006年,在宿迁十年之后,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转过年来,2007年12月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08年1月,仇和在昆明甫一亮相便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随即开始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
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这个在舆论看来是对官僚体系的宣战,但实际上,是在破坏基本的办事规矩,只能带来更大的混乱,当所有的诉求都可以越级找向更高层的官员时,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就被打乱了。
在仇和调任昆明“一把手”期间,也就是2007年底至2011年底,其曾力推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也曾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一位昆明地产资深人士表示,他见证了昆明城中村改造的乱象丛生,仇和上任之后想快点出政绩,当时昆明像一个“村城”,这成了仇和昆明施政的一大抓手。“第一,一个项目就有一个规划执行条件,造成未来推向市场的产品分类繁芜,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无法回避。第二,不顾经济规律,强行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透支昆明的未来。”前述昆明地产资深人士分析说。
一路同行的神秘商人
认识十多年一损俱损
记者注意到,刘卫高是仇和指控中唯一被提到的人名。刘卫高是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一名当时招商的官员回忆,2003年前后,刘卫高带着一百多万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正是此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从此之后,刘卫高紧跟仇和步伐十多年,两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5年3月16日,仇和被立案调查,第二天,时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卫高便“因个人原因辞职”。
随着仇和的仕途攀升,刘卫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商贸城项目,刘卫高拿了3000亩地,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实际占地面积不足千亩。
仇和主政昆明后,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在新螺蛳湾项目中主要引发了如下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治下,根本没有成为问题;上万数量的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但涉及上万摊位的旧螺蛳湾,仍旧消失了。
2011年,总投资约320亿元的“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在昆明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该项目开发商为刘卫高掌舵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此前,昆明官场流传着仇和落马同刘卫高这些项目的关联,在25日的庭审中,此事终于得到了证实。
仇和被送上了审判席,意味着改革的“绿林时代”终结了。什么是“绿林”?就是无视法律,不要规矩。这种改革初期粗放的治理思路,在某个阶段为冲破固有体制的束缚起到了不小作用,但这个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你赋予它更多的自由,带来的可能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很可能带来尾大不掉的恶瘤。这个现象在仇和等官员身上,也是如影随形。任性的权力让他们变成了“改革先锋”,也堕落成了偏执的权力盲从者。
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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