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过去10年,因健康原因,陈映真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疗。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1937年10月6日出生于台湾。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外文系。陈映真的代表作有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上班族的一日》《苹果树》《铃铛花》《忠孝公园》等,他还曾著有《中国文学史论》。他的作品受鲁迅影响颇深,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为主,色调忧郁苦闷。他曾自言,“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这在当时的台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1949年败退台湾后,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1968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绿岛岁月里,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作者、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曾在中国社科院做过演讲,他说,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陈映真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陈映真要把所写的文字,绕很多弯,涂很多层,像古典油画一样,一种精神会暖暖地穿透层层形式透露出来,“形式是盖不住的,反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美感”。
大陆读者了解陈映真,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无法被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所打动,但陈映真与白先勇一样,笔端带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即古典文学的韵味。
当大陆作家急匆匆地用故事和所谓“生动的细节”填满文本时,陈映真的写作却显得极悠闲,细节常常没有特别的目的性,仅仅是为了一种叙事的“干净”。比如,陈映真写对话,并不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或“塑造人物性格”,更不是“为作者代言”,纯粹是为了烘托一种杂语式氛围,那种复调充满趣味,反复读来,发现竟无从模仿。
1989年与1990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此后,陈映真频繁往来大陆,跟他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也或多或少都对他有些抵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陈映真的问题经常让大陆作家感到不知所措,他在会上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
也就在陈映真频繁往来大陆的时候,他却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被“遗忘”,被社会甩在了后面,赵刚说,“我们没有意识到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思考过很多我们思考的问题,他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和他缺少一种联系意识”。
最能理解陈映真的大陆作家,居然是隔代的王安忆。陈映真对于王安忆,是“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自1983年初见,“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而陈映真对王安忆也十分欣赏,“在爱荷华相处三个月,我才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她那发乎自然的,不把一切的荣光揽在自己身上的心灵的美。”
陈映真的文学曾被评价为格局“小”,写得太琐碎。在他去世后,有学者认为,如今缺少一次对陈映真的再发现。其实,如果从“我”出发,就会发现陈映真境界并不“太小”,他的作品充斥着理想主义,他写的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充满道德勇气,他们自觉地在内心拷问自己,因此常有惊人之举,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只是在除了经济之外不再相信一切的氛围中,陈映真的写作被忽略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领先于时代。“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这是陈映真曾写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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