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
我儿子上初二那年,有一天,我和儿子去看电影,出门就晚了。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司机开快一点。司机吮着袋装牛奶,点了点头,车更快了。突然,儿子大叫一声:“停车!”急刹车后,司机转过脸来,表情极为夸张,惊愕并愤怒着。我还没缓过神来问儿子,他已经下车了。我和司机看到的是:儿子跑回去,捡起刚才司机从窗口扔出的牛奶袋,放进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我再看司机,他已转过头,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全然没有了愤怒,带着一丝羞愧。
我也很羞愧啊,仅次于那个司机。不能乱扔垃圾,原是我教给儿子的。可后来不知多少次,看到儿子把矿泉水空瓶子扔进垃圾桶里,我才想起,自己喝过的空瓶子放哪儿了?然后学着儿子的样子扔进垃圾桶里。这一次,当司机把牛奶袋从车窗抛出的时候,我并没当回事,儿子却是零容忍。伴随着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事例,我和儿子一起成长。本以为一直是我在教育儿子,原来却是我同时一直在接受儿子的再教育。最近读到张梅评论火锅《为荷包记》的文章,其中有堪称警句的文字:“昨天,我们教给孩子认识世界；今天,孩子领着我们重新理解世界。”
2000年,张梅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是她的指导教师。入学不久,我就发现她是一个“张爱玲迷”——对张爱玲极度崇拜,谈起张爱玲的作品,她代入感很强。直到我硬逼着她阅读有关张爱玲的原始期刊文献,才拉开了她与张爱玲之间的一点学术距离。
硕士毕业五年后,张梅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还是我来指导。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我以为她还会研究张爱玲,她也的确有过这样的打算,但很快就放弃了。我很吃惊,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张爱玲迷”疏远她的偶像呢?何况她的硕士论文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再做张爱玲轻车熟路；不做张爱玲,无论做什么,她都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改变张梅研究方向的巨大力量,是因为她做了四年的母亲。张梅向我汇报学习情况的时候,老是提到她的女儿,还不断提到她们母女之间的文学交流。就这样,在张梅的研究视野里,不知不觉间张爱玲淡出,儿童文学浮现。
孩子究竟教给父母什么?是没有监视探头也不能闯红灯?还是没有人收费也不能逃票?其实,孩子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是知行合一。孩子的所“知”是用于“行”的,而我们的所“知”,多是用来教育别人的。至于是否落实到“行”,那得看我们是否愿意“行”,更多的时候取决于是否有人监管“行”。孩子学着我们长大,逐渐“知”与“行”不再合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于是成了大人,要想再学好,得等他们有了孩子。
记得张梅读硕士的时候,偶有学术失范之处,我提醒她,她说人家都是这样,言外之意:你说得很对,可是有几人能做到呢?到她读博士的时候,不用我再提醒了,因为她只要看到敷衍糊弄的研究成果就要吐槽。这也许是女儿反教给她的做事认真。
读完她的新书《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张梅学术上的巨大进步。她学着孩子似的认真,甩干博士论文原稿中的学术泡沫,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我欣喜,因为我联想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英如何向后看,看着古希腊古罗马人童真的光芒,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
也许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里——向纯真的童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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