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当代中国》
钱理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无处不在的鲁迅
钱理群最早接触鲁迅是在小学四年级,他在读大学的哥哥的书本里读到了鲁迅的《腊叶》,“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读到这里,他仿佛看到了一片灿烂的颜色里,一只黑色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产生了一种悚然的恐惧感。钱理群就这样通过文字结识了鲁迅。
后来到台湾讲学,他留意到台湾的学生跟他当年一样,先感受到鲁迅文字之美后才进入鲁迅的世界,逐渐发现体悟鲁迅的思想之美,进而逐渐进入鲁迅的人格生命之中,与鲁迅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这完全不同于大陆学生通过教科书先对鲁迅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后,再阅读鲁迅作品。他认为台湾青年阅读鲁迅的方式才是研究鲁迅的正道。
钱理群真正读鲁迅著作是在大学阶段。适时《鲁迅全集》出版,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套。读完第一遍竟然没读懂。年轻气盛的钱理群急于读懂,一方面请教老师,另一方面读了很多解读鲁迅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读着轻松,却在不知不觉中将“真的鲁迅给丢掉了”。二十年前他曾写文章总结教训,“要读鲁迅,要研究文学,一定要读原著,直接去感受、领悟,自己有了想法以后再去读别人的文章,才有判断力知道哪些可以给我启发,哪些不对。”
1960年大学毕业,钱理群离开北京,到贵州山区教书,同时真正走向独立研究和独立阅读。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钱理群饥饿难忍的同时更感到精神的苦闷和匮乏。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他转向阅读。在那个时代,读书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只有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可以阅读。他带着一种求真求道的精神渴求来阅读,读出了一个之前从未感受过的鲁迅,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写下了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鲁迅与毛泽东》,论文的最后结论是,鲁迅精神一方面是毛泽东所称赞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另一方面是韧性战斗精神。这构成了钱理群的第一个鲁迅观,即“民族的鲁迅”。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当下中国和知识界最缺少的东西,这也是他对当代青年的期待。
“文革”结束后,钱理群决心回到北大,在北大的讲台上讲鲁迅。他反思上世纪50年代的鲁迅研究,“绝对不能用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否则必然会歪曲鲁迅”。他积极响应王富仁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鲁迅,就要从鲁迅自我这一特殊个体出发。这也是钱理群一直坚持的研究准则。
不只在讲台上,他还尝试着与不同的人群谈鲁迅,他讲述的对象有教师、青年志愿者、工人、医生等,自觉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尽管现在已经不再进行专门的鲁迅研究,但钱理群坦言,“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不论做什么、思考什么,都会想起鲁迅”。尤其在面对青年时,他更会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这种将鲁迅融入生命的研究态度是与王富仁、王得后等研究者所共享的,钱理群将之命名为“生命学派”。
>> 鲁迅的再发现之旅
在上个月举办的“北大文研论坛”上,围绕《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78岁的钱理群以《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为题做了长篇演讲。这是他宣布“退出学术界”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中,钱理群将他自上世纪80年代对鲁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日本学界有“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的说法,指的是竹内好与丸山昇两位日本学者对于鲁迅的创造性阐释。而钱理群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不断地接近鲁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现鲁迅的瞬间,把这些瞬间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他自己的鲁迅面面观——“钱理群鲁迅”。
1980年代,鲁迅作为一个个体丰富的心灵世界成为钱理群关注的中心,他的第一部著作《心灵的探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他将鲁迅定位为一位平凡而复杂的探索者,恰在这一点上,他找到自己与鲁迅的共同点,确定自己也要做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和鲁迅的关系是两个探索者之间自由平等的对话。
为了跳出既定的研究范式,钱理群开始寻找与鲁迅相对照的知识分子形象,并发现了周作人——一个与鲁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也由此发现了一个更为丰富而复杂的鲁迅。
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给钱理群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他将相关思考凝结在《丰富的痛苦》一书中。他将鲁迅、周作人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放在一个囊括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横跨17—20世纪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谱系之中,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和价值。“东亚鲁迅”则是将鲁迅放置于二十世纪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的视角上进行理解。鲁迅与西方、东亚的联系,构建了鲁迅的世界性。
至90年代中后期,钱理群发现自己1980年代的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只关心知识分子本身,而忽略了周围的社会群体。这与鲁迅批评1930年代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世界和个人的悲观看做整个世界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引发他开始重读鲁迅1930年代的杂文,并在2009年台湾讲学期间提出“鲁迅左翼”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末,忧心于学院知识分子的异化,钱理群借鉴了鲁迅“精神界战士”的概念以寻求突破,强调知识分子的动作性和实践性,开始关注中小学教育和青年志愿者运动。
钱理群介入中小学教育之时,社会上贬低鲁迅的风气盛行,“把鲁迅赶出课堂”的呼声也不小。对此现象,钱理群提出,鲁迅是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思想源泉性的重要作家。“正如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这样的作家不多但家喻户晓,人们从小就读他们的作品,不断地从阅读中获得启示、获得灵感、获得精神的支撑。他们的作品,总是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培育着公民的民族精神。”他坚持认为,鲁迅作品必须进入中小学教材,成为民族教育的基石。
钱理群强调鲁迅对中小学生教育的作用,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他也是现代白话文文学语言的典范,他的语言体现了周作人所说的中国语言的三大特征: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同时,鲁迅小说的从容美学、散文的任心闲谈、散文诗的独语特征,都值得研究与学习。
针对“要将鲁迅放入博物馆”的声音,钱理群指出鲁迅思想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鲁迅的杂文看似对时事有具体针对性,实则是把“这一个”和“这一类”结合起来讨论,不仅有现实关怀,还有超越性的思考,同时深入国民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深处,因而对当下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钱理群开始思考:特朗普当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对思想界有什么启发?他联想到1928年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里面讲的一段话,“我自己,倒以为瞿提(德国诗人歌德)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钱理群发现鲁迅对问题的缠绕性的、复杂性的思考和态度是有超前性的,在90年前就已经复杂化地来审视平等、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一方面肯定它的价值,但同时也质疑把它绝对化以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钱理群将研究鲁迅比喻为进入一个神奇的公园,一路观察一路设想,每走一处便会发现一道异样的风景,用相机把这些风景捕捉下来,最终汇集成了一本相册。他惊奇地欣赏完相册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探险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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