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陕西榆林一名孕妇因为不堪忍受分娩痛苦而跳楼自杀的新闻震动了整个中国,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孕妇生命权、生育权的大讨论。抛开眼下医院和家属相互推责的戏码不谈,如果我们将目光拉远一些,就会发现,在所有生物中,人类母亲在生育后代时所要忍受的痛苦的确是所有生物中最为强烈的。可以说,对生育之痛的纠结、抗争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甚至,它还潜移默化地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人类母亲生育时超出其他动物的痛苦,起因于我们进化史上的一次疯狂冒险。在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的始祖开始直立行走,而几乎同一时期,他们的脑容量开始增大。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脑容量的增大要求母亲们扩大骨盆,以便让脑袋越来越大的孩子们能生出来。但另一方面,直立行走所需要的机械稳定性,又限制了骨盆的增长。为了克服这个悖论,人类不得不采取如下非常规方法:现代人类本质上其实都是“早产儿”,我们需要花费比其他动物长得多的时间才能长成独立个体。而饶是如此,母亲们的分娩之痛依然难以忍受。
人类为了进化付出的分娩之痛,决定了我们文明中的很多底层规则:正是因为分娩时的痛苦和养育“早产儿”的艰辛,让人类的女性在择偶时更加谨慎,并要求对方与自己组成家庭,共同承担生育风险和养育责任。而女性严苛的择偶标准,则激发了男性积蓄财富的渴望,进而导致了财产观念和私有制的诞生。可以说,如果没有分娩之痛、养育之苦,人类文明或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按说,既然人类生育后代如此痛苦,在文明诞生后,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减轻这种痛苦才对。的确,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已经能用酒、鸦片、印度麻来麻醉孕妇。甚至公元前的古罗马人已经开始剖腹产——凯撒大帝就是通过剖腹产生下来的。
可是,到了中世纪,一度兴盛的助产技术却在欧洲销声匿迹,更奇怪的是,它们的消失并非因为技术失传,而是主动放弃。这种倒退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基督教的教义:在《圣经·创世纪》中,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教唆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这激怒了耶和华,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段记载,将生育疼痛自然化、“原罪化”,疼痛被视为女性在赎罪之路上必经的关卡,而减缓这种痛苦则被视为“对上帝的亵渎”。
中世纪的这种古怪观念看似荒诞,其实也有自己的考量:古典时代助产技术的相对兴盛,让妇女们认识到分娩之痛并非必须的,后来干脆直接采用避孕或堕胎的方式逃避这种痛苦。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间接导致了古典文明的崩溃。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各个文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分娩之痛与宗教义务绑定。事实上,不仅是基督教世界,当时很多其他文明也都有类似的理念。时至今日,在世界上某些区域,逃避分娩痛苦依然被视为“有罪”,分娩甚至被要求必须在沉默中进行,如果产妇因为疼痛而大喊大叫,其家族会感到羞耻。
人类再次开始同情产妇们的痛苦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人本主义的重新觉醒,让人们认识到,与宗教义务、民族繁衍这些观念相比,每个活着的人的感受更为重要。19世纪的詹姆斯·辛普森医生是第一位用氯仿对产妇进行麻醉的医生,他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斥责他不虔诚,挑战了圣经戒律,还有人担忧这将鼓励女性逃避生育痛苦。面对质疑,詹姆斯的回答是:“如果上帝仁慈地赐予我们一种减轻分娩痛苦的方法,那就表明我们应该使用这些方法,这是他明显的意图……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社会里,人类的所有意向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去干预、改变和提高几乎是人体的每一项机能活动。”
如果某种技术可以让我们免除痛苦,那我们就应使用它。詹姆斯·辛普森的这个理念,概括了现代助产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诚然,分娩之痛是人类文明诞生的要素之一,抽掉这一要素,将给文明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但如果我们以此为由拒绝减轻产妇们的痛苦,那么,我们的文明就还停留在中世纪,不配被称为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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