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安山湖的兴废 　　□姜传岗

　　安山湖,是在山东运河开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联水体。现在有不少人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却未必清楚历史上的安山湖其实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在形成时间、所处位置、历经过程等方面都完全不同的两个安山湖。　
　　早先的安山湖存在于金元时期。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古代梁山泊的余潴。宋代以后,梁山泊由于屡受黄河冲积,地势逐渐抬高,大部分泊地涸为平陆,其水面向中心收缩,至金元时期就只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水域,由此被称为安山湖。其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二水汇聚于此,继而向北循大清河入海。元代自任城开挖济州河(1283年),其北端就在此处,向北即入大清河。后来元人开挖会通河(1289年),又从这里为起点,沿湖南岸和西岸向西北行,至临清,其250里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但由于开挖会通河“引汶绝济”,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了,其水量逐渐减少。元末明初黄河又数次决口冲漫梁山泊地区,最后安山湖和会通河俱被淤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者俱由此而废没。
　　本文所讲的安山湖,是明清时期的安山湖。明永乐年间(1411年)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运道改由安民山以东三十里的袁口至大安山一线,然后向西经东平县的戴家庙、八里湾、十里堡等进入寿张县沙湾归入元漕旧道。新开的运河主要以汶水为源,为此修筑了戴村坝遏水至南旺济运。由南旺向南北分水,贯通济宁至临清间的运道。为了解决南旺至临清之间河程长、水量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勘明重建安山湖,以为济运水柜。
　　新建的湖仍以“安山湖”为名,但位置与旧安山湖不同,位于运河南岸(该段运河呈东南、西北走向)、安民山以北,全系由人工筑堤圈建。它东自大安山马家口、西至戴家庙。西南至寿张集、东南至赵家庄等。湖东北大安山处建通湖闸以与运河相通,其水源主要是以新开的柳长河,引西南濮曹一带济水旧渎下泄入湖。据清蒋作锦《东原考古录》所载:“柳长河,济水遗渎……所谓北清河也。明置安山湖,别无泉源,河由荆隆口出水,分入济渎,名济水,迳郓城东南,由北清河汇入安山湖,以济运。”又载:“安山湖在安民山北,旧称小洞庭,周围八十三里有余。”　　
　　安山湖建成以后,又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在知州傅霖主持下进行了复修疏浚,并于运河南岸建置戴家庙闸和通湖闸两座。在这时期湖内水量充盈,它对于补济山东北部运河用水起了很大作用。时“蓄水最盛,并建两闸,出水济运”,尤其是使张秋至临清段漕运保持了经常畅通。但是作为一个人工湖,在根本上要受自然条件的考验。安山湖在良好运用了七八十年之后,便出现了一个变化趁势,即水量逐渐减少。
　　尤以在明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由于刘大夏筑黄陵岗(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与山东曹县相近)以塞黄河荆隆口决河,同时也堵塞了济渎的北流,此后安山湖就失去了来自上流河南省的水源,只能靠湖南一带下泄的坡水(雨水),成为季节湖。每年有大半年干涸,当冬春运河乏水之季,湖内恰逢无水,不能起到水柜作用,湖堤、闸口多有废弃,湖内涸出的土地亦越来越多地被当地官员和农民盗垦侵种为禾田。
　　面对安山湖的状况,究竟是废是修,朝臣们的奏议举措长时间不一致。　
　　然而漕运的安危毕竟是主要的考量。终于在明嘉靖六年(1801年),在河臣的奏请下重修安山湖。新修的湖区面积比原来缩小,湖周围涸出的土地听由农民垦种,只筑堤圈了其中三十八里的周围为水柜。即“东北自通湖闸起至西北焦天禄庄止长十三里,自焦天禄庄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计长七里零,自王禹庄起至东南青堌堆止计长九里零,自青堌堆起至通湖闸止计长七里零”。并于运河南岸增建了似蛇沟、八里湾二闸,以与湖相通。湖修得可谓规整,但湖内并无多少水量增蓄,并且“岁久填淤”。对于这个新湖的情形,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在其《河防一览》中曾记述:“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甚相悬,水积于中,东南风急则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风急则流入东南燥地。未及济运消耗过半。且自许民佃种以来百里湖地尽成麦田。”据清《山东运河备览》载:“万历六年清丈安山湖,其高地宜田者已有七十七顷有奇,其卑而宜柜者止四百一十六顷有奇。”　
　　明万历十七年工科给事中常居敬又奏请复湖“规以潴水”,于湖中修筑了土堤长四千三百余丈,于湖之南北口各置一闸蓄水济运。但修好之后仍无水可蓄,“旋以浅涸”。
　　自此至明末,朝臣中关于复修安山湖的声音渐微,大多的看法是安山湖已失去水柜作用,主张将其废弃归田。例如总督河道万恭在其《治水筌蹄》(万历二十四年)中就言:“安山湖不可柜。”然而,对此做出决定性取舍的还是自然之力。清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泛漫张秋以南运河,安山湖完全被淤平。时有河臣卢祟俊曾奏议挑复湖心,计费帑金二十余万,但因朝廷无可设法而中止。这时朝廷不得不放开湖地,听民垦种。至康熙十八年进一步升科纳租。据前任总督河道的靳辅委官丈量,当时共开湖地九百五十二顷三十八亩有奇。之后据康熙四十四年《山东兖宁道册》所记:“南旺以北,旧只有安山一湖,今尽成民田。”说明在当时安山湖已成为历史旧迹。
　　由于安山湖的被废,山东北段运河缺水之疾突显。这成为此后张秋至临清段漕船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春季枯水之季,正值江南漕帮北上山东之时,东昌一带河段时常出现漕船浅涩,这成为困扰朝廷的一个重大难题。面对这种状况,朝臣中要求恢复安山湖的动议又重新出现。例如清代治河名臣、时任济宁道的张伯行就是一个代表,正如他在其《居济一得》一书中所言:“查从前北运不浅阻者有安山湖以蓄水也。自安山湖闭而东昌一带每有浅阻之患矣。今宜复安山湖,并各湖口闸照旧修补完固,以备蓄洩,则水有所蓄,而北运自无浅阻之患矣。”
　　在恢复安山湖的呼声推动下,雍正三年(1725年)内阁学士何国宗联同相关官员赴山东勘察,然后奏议恢复安山湖,重建运河水柜。他奏言:自从安山湖被淤废之后,“自南旺下至卫河四百里无支河泉源”,漕船屡屡受阻。“今查安山湖中间尚有空阔地洼处积水,请因其洼下将周围湖堤循照旧址再加修筑。”所有湖内民居并地亩钱粮再予安置、豁免,重新筑堤还湖。
　　他的上奏经九卿议准,约于雍正五年开始兴工。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同河督亲赴督工。整个工程十分浩繁:不仅沿湖将废堤重新筑起,而且还于运堤南重修了已废的通湖、似蛇沟二闸,于八里湾、十里堡两废闸间新建了安济闸,闸下各挖支河通入湖心。湖南十多里岸堤上则筑建了六座闸,即朱家口、沈家口、王家口、吴家口、赵家口、杨家口,后称“六堤口”,以引堤南坡水入湖。还重新开挖了柳长河,以期引梁山鱼营和宋家洼(居汶上县地)两处坡水进湖等。整个复湖工程可谓设施配套、功能齐备,对于各闸、引河如何实施收水放水等“规制甚详”。
　　但是,其工程进行了几年尚未完全告竣,即显现出不尽如人意:新修建的这些闸、河俱没有引来多少水量。梁山鱼营和宋家洼两地中隔金线岭高地,这使新修的柳长河不能跨岭贯通,宋家洼坡水流不过来。闸不能引水,河不能通流,湖中蓄水甚少。并且“伏秋积潦涨溢,春冬则彻底干涸”。这时(约雍正十年)新任的山东巡抚岳濬会同总河朱藻共同赴当地勘视,清楚地看出湖之久弊在无有水源,“不堪复作水柜”,即令“停止其役”。他在上奏中言:“前明永乐年间修安山湖,是时本有河南济水分流由巨野郓城汇入,而自弘治六年刘大夏建筑太行堤,荆隆口塞济水不能通流,安山湖就别无水源,惟以‘堤南坡水和运河余涨,此外无源’”。询问当地父老,皆言此湖每年伏秋之间坡水流入,湖水涨发,是时运河亦弥满,无需增益。而交春以后渐就退减,水积聚于湖心,三四月后悉经干涸,而恰于这时运河浅涩,而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济运。此湖进水易出水难,仅可作泄水区,不可济运。“以此作水柜,是以无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但称水壑不可称水柜”,等等。
　　他的上奏最终获得了清廷议准,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罢废了复湖的工程。新筑建的湖堤、群闸和新挖的引水河等皆无果而废,之后湖地重新给乡民认垦耕种。“湖水无源,不堪复作水柜,遂给民耕种。”(《山东运河备览》)并于乾隆六年(1741年)升科纳粮。自此安山湖全部还归了农田和村庄——这正应了当初明臣万恭“安山湖不可柜”的断言。
　　安山湖作为一个人工湖,良好运行了约八十年,但在其废弃和复修的反复变化中又经历了二百四十年。最后以复湖的失败而告终。其间屡经修复又屡经认垦承粮,复湖、还田,“旋筑旋废”。留给后人多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