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上的宋朝 　　最近,以北宋仁宗朝为主要时代背景的电视剧《清平乐》成为网红热播剧。如果说去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让我们见识到了“盛唐气象”,那么服化道都十分考究的《清平乐》则让我们得窥宋代之“清平”,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此“清平盛世”究竟缘何消弭?宋朝之后的中国历史为何急剧走向了衰落?这也是很多专业史学家关注的话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宋代究竟有多“清平”
　　如果你只是中国历史的爱好者,你也许会羡慕汉唐的强盛,但如果你真的深入研究,你会羡慕宋代的繁华。的确,宋朝给一般现代人的感觉是无比弱小,一直被外族欺凌,但奇怪的是很多专业史学家却对宋朝评价颇高,知名学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评价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这不是黄仁宇一个人的溢美之词。在海外汉学界,许多学者都相信,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转型。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而在真实国力上,宋代也确实当得起史学家们的溢美之词。以城市发展而论:唐朝鼎盛时期人口有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以古代的生产力来看几乎达到饱和,即使南宋时期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朝鼎盛时期,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然达到52座。东京(开封)人口不下200万,远超唐代的长安、洛阳两大都市,堪比现代城市规模。
　　以经济而论,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88万贯。两者相差近20倍,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商品领域。一年既如此,几十上百年的积累,宋朝比唐朝的经济总量强过千倍。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早期的一位欧洲封建领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即便以宋朝广受诟病的军事而论,其实宋朝也达到了人类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巅峰,在外患的压力下,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宋正规军最高时达到160万。且宋朝采用的是较为先进的“募兵制”,兵员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而唐朝实行半农半兵的府兵制度,正规军最高时也不超过60万。
　　由这些资料看来,宋朝的“清平乐”是真实的,它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触摸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天花板,甚至让人不禁畅想中国是否有可能借这个朝代起飞,率先跃入近代。欧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宣布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但白乐日和其他赞美宋朝的历史学者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朝代,为何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拂晓”,反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午”,至此之后,古代中华文明就遭遇了“日中则昃”呢?
宋之后鲜有继承者
　　宋朝的衰落,表面上看是因为敌不过北方少数民族“武器的批判”,这个古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不幸遭遇了世界古代史上最强的一股征服力量:公元1279年,宋朝残军在大元军队的穷追不舍下,于崖山殊死搏斗,终究还是被元军攻破,陆秀夫背着宋少帝跳海自杀,至此宋朝灭亡,一切浮华皆成云烟。
　　但悲壮的“崖山之役”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被蒙古人击败之前,宋朝已经数次败于其他少数民族之手:起初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压着打,搞出个年年纳贡的澶渊之盟；后来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欺负,有了靖康之耻；蒙古人不过是压垮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宋朝的繁华,很显然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国力。
　　更奇怪的是,如果宋朝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理应被后世王朝所继承,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在宋朝灭亡不到一个世纪之后,朱元璋就推翻了蒙元统治建立了明朝,然而这个打着“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农民起义领袖却并没有继承宋朝的衣钵,反而全盘借鉴了蒙元的治理方式。
　　在军事制度上,宋代实行募兵制,入伍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国民基本上已不用服兵役。但明代却借鉴了蒙元的军户制,将一部分家庭划为军户,这些家庭必须出成年男丁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袭。
　　在政治制度上,宋代的君臣之间原本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但元明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君对于臣,当然有生杀予夺之权,想当廷打屁股就当廷打屁股,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没什么不可以。臭名昭著的“廷杖”制度由此诞生。
　　在工业中,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十分先进的“和雇”与“差雇”,“和雇”指官府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是自愿结成的雇用关系；“差雇”则带有强制征调性质,但官府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明之后,落后的“匠籍制”却取而代之,工匠形同半个奴隶,没有薪水,更没有地位。
　　在商业上,汉唐时期的“过所”制度原本已经在宋代瓦解,居民具有了迁徙自由,但明代却重新恢复了“路引”,官府再次把控了民众自由流动的权力。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宋之后似乎出现了一场大断裂,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号称继承宋衣钵的明都发生了大规模倒退,从此中国沿着另一条下行轨道急速滑落。宋代的清平盛事成为昙花一现。很显然,宋朝的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转折意义,这场失败磨掉了古代中国向近代进发的锐气和雄心。
繁盛为何没有造就强大
　　宋朝的繁盛为何没有像后世的西方一样带领自己的文明走向近代,并迎来与之相匹配的强大?这是一个历史学者一直追问的难题。
　　学者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中是这样溯源的: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宋朝背上了沉重的养兵负担。为了解决这个财政难题,宋朝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一方面,宋朝对放开民间经济、鼓励民众的自由流动表现得异常积极,通过这种政策尽量激发民间活力以期多收税款。但另一方面,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政府真正放开给民间经营的商品,其实只是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都是“国营企业”无法覆盖的行业。
　　这“两面性”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因为归根结底,宋朝所有政策的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民间资本或者改善民生,而是为了解决其财政问题。这个出发点最终导致了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随着时间不断增强。而民间资本虽然也貌似繁荣,但实则一直处于配角的位置。
　　国营经济垄断巨大利润的模式,则进一步导致了政治的腐败,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按照吴晓波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经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由于经济体制无法继续进步,宋代这个古代中国“顶峰”与近代之间,看似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但却永远无法完成那至关重要的一跃。
　　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而权贵经济泛滥则会让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和衰退,经济的萎靡又将刺激政府的增收压力。最迟到《清平乐》所描写的宋仁宗时代,这样的逻辑怪圈已经在宋朝形成,宋代“清平盛世”的表层下,其实已经潜藏了危机。而对于这一危机的解决,就是更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其实是一次宋朝政府试图进一步扩大财权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遭遇了宋朝民间资本和权贵资本的联合阻击。最终不仅没有搞成,反而引来后世为祸甚巨的党争之祸。宋代的繁荣因此也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教训而非经验被吸取。在看到开放、自由的环境无法给政权带来更多红利之后,自宋朝之后历代治国者都放弃了这一思路,转而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就是中国的古代历史在宋朝以后掉头向下的原因所在。
　　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也许确实曾站到过古代与近代之间的门槛上,但由于宋朝政府与一切政府一样不可遏制地扩大财权的冲动,它最终从这个门槛上退了回来。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古代中国国运的总退却。徒留下一首首婉约的宋词,供人们怀念凭吊那个已经不可捉摸的“清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