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纳粹屠杀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因阿伦特的著名论述而成为“平庸之恶”的典型——服从命令的公务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通过大量一手史料,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艾希曼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不知疲倦地伪装自己,逃亡期间还与其他纳粹残余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
　　□贝蒂娜·施汤内特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
　　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密切关注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利用每一种境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若比较他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为人所知并得到详细描述的角色,却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场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保住一命,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与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摆脱各种完全根据他在耶路撒冷展现的形象所做出的诠释。
　　在研究“艾希曼现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间接资料来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证词。那些人绝不可能忘记他,因为他们必定担心,艾希曼还会像他们记住他一般深深地记得他们。任何认识艾希曼,或者仅仅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忆起来。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缉捕名单,以及德国检察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德国外交部对外公开的少数文件,都让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实是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要那名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关键证人还逍遥法外,就足以对德国人试图“通过彻底遗忘来克服过去”的做法构成威胁。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静低调地生活,甚至还打算写一封公开信给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正在变成危险因子。难道果真有谁愿意让这个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回到联邦德国来畅所欲言吗?
　　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过程比之前流传的那个关于爱情、背叛和死亡的传奇故事想让我们相信的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关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杀凶手的上百万受害者与纳粹猎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装模作样的各国政府,还有许多人坚定地百般阻挠,以免过去的一切随那名男子一起从流亡中蓦然重返。因而不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机警的盲人,发现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类罪犯的儿子,更需要许许多多其他事项的配合,才终于克服了那种不顾一切闭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连串错失的机会,未能通过在德国举行审判来创造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其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残存到了战后,以及如何必须设法在缺乏新人管理执行的情况下用一个新国家取而代之,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个故事。
　　(本文摘选自《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导言,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