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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人有份儿

齐鲁晚报     2021年04月13日
  □林东林

  2014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晚饭后我从租住的百瑞景小区出来散步,沿着小区前的宝通寺路一直走,一直走,后来又拐进了一旁的武汉锅炉厂家属区。那片家属区跟锅炉厂的历史一样久远,都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宽街窄巷,红墙绿树,工人俱乐部、医院、食堂和运动场一应俱全,处处都散发着老国企人曾经养尊处优的生活气息。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因为是个农民,所以他一辈子最大的向往就是当个工人——在他的认知里,那是一重离他最近的、踮起脚跟儿可能就够得着的身份——虽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相比于农民,当一个工人的优势和体面是显而易见的,逢时撞钟,按表操课,尽管只是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但那却意味着旱涝保收的一份收入,意味着不用再为子女的衣服、学费、零嘴儿和偶尔的奢侈而发愁,意味着对一种稳定生活的掌控力,意味着眺望未来时的一份底气和清晰感,甚而意味着户主该有的一种德行。
  那时候我刚从北京辞职,来到武汉不足一周,还是第一次踏足那片家属区,我不禁想起了父亲。如果他就站在我旁边,他会有什么感想?还会为一辈子没有当成工人而遗憾吗?当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用不着为没有当成工人而遗憾了,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在一辈子尽了最大努力地完成一个农民从土地那里所能榨取的最大收益之后,他便撒手西去了。
  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年月里,从贫瘠的土地里尽可能多地种出来一些粮食、换取一些收益一直都是父亲最重要的任务,甚而是唯一的任务。尤其是在我和我哥都读书之后,他更是不得不接下这个任务,但是整个家庭日益增长的开销与他从土里刨出来的收益形成的缺口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至把他肩上的任务变成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他最常见的一个姿势就是蹲在门槛上对着屋檐外的天空发呆,陷在他想尽力解决却无论怎么尽力都难以解决的那种日常困局里;而时至今日,他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另外一幕,则是他对县城里工厂门口前那些穿着蓝布工装扛包装车的工人们所投去的艳羡目光——他有的是力气,只是没有他们那样的机会。
  不知道是命运的冥冥安排,还是某种出于无心的留意,在我从北京来到武汉之后,尤其是在我写小说后的这几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非常关注这个城市的工人,尤其是他们在后工业化年代所面临的生存处境——虽然他们和我素不相识。
  在搬离百瑞景小区之后,我租住在武汉造船厂家属区附近的一栋小高层,两三百米之外的复兴路两侧,就是造船厂家属区那些呈韭字形散列开的二三层楼房,每次我去地铁站或从地铁站回来就要从它们之间穿过。那些晾晒在铁丝架上的衣衫和腊肉,那些正从厅堂里走出来或走进去的男女,以及他们趴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打游戏的小儿女……
  是的,众所周知,武汉的工业化和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化几乎是同步的。一如孙中山之于广州,袁世凯之于天津,曾国藩之于长沙,张之洞对于武汉的意义也远非他人可比拟。这位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的湖广总督,在18年间为武汉留下了十里的“工业长廊”——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等。武汉由一个深居内陆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交通要枢,在20世纪初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和后来又成为共和国工业重镇,也皆仰赖于张之洞所打下的工业基础。
  十分有幸的是,从我租居的那间位于20层的寓所推窗望出去,几乎就可以将张之洞在长江对岸留下的工业遗迹尽收眼底。而顺着这层线索,后来我曾多次前往武汉那些业已消失或逐渐寥落的工厂区和厂区家属院参观寻访——汉阳铁厂遗址、红钢城、华英里等等。置身于这些在更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既往岁月的地方,我所留心的是仍旧居留其间的那些人——那些踯躅街头的、茫然四顾的、搓麻摸牌的或者还在为生活奔波的工人们,也即我父亲一辈子都渴望成为却没有机会成为的那种人,又或许,我可能还臆想般地期待着在他们中间会冒出来一张跟我父亲差不多容貌的脸。
  虽然并非刻意为之,不过,现在重新检点自己这本名为《迎面而来》的小说集,我发现自己去过的这些地方在我这本小说集中也都出现过,而我曾经结识过的那些工人们也大都化身为了散布在各篇的人物——《华安里》的瞎子夫妻,《有人将至》里的周广生和曾强保,《飞旋海豚》里的赵恩材和李德生,《遍地钟声》里的“我”岳父,《去跳广场舞》里的韩立刚,《烈士巷》里的胖子……至此,我想我终于在小说中替父亲谋得了一个工人身份,替他完成了他一生都没有完成的那个愿望,或者说,小说中那些工人身份的人物身上,也都多多少少地带有我父亲——农民——的影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这本小说集就是写那些退休工人的,不不不,它更多是写工人和农民之后的一代人的——我和我周围的一代人或两代人,我们从那样的底色和背景里走出来,并携带着上一代人直接或间接赋予的某些痕迹与细节。我们从农村、小镇、县城、郊区里走出来,从农民和工人的家庭里走出来,走到城市的核心地带,完成了我们的身份转变——医院职工,高校教师,编辑,摄影师,设计师,作家,编剧,我和周围朋友们的身份对应着属于我们的崭新年月,那不仅意味着一种工业底色的生活正从我们身上悄然褪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时代的生活面貌正在我们身上次第展开。
  是的,相比于农民、工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实现了某种跳跃甚至飞跃,正如上一代人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该成龙的成了龙,该成凤的成了凤。但是,这种身份和世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或者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困境和困局会更容易解决。事实上,我们面临的现实境况很可能跟上一代人所期待的相反,这一点,看看那些探出窗户抽烟的脑袋、那些深更半夜还眠不休的年轻人、那些周旋妻儿和上司之间的职员、那些等待着时间之手来改变命运的人们就可以明白了,我们所付出的挣扎和努力并不比我父亲当年的更小,甚至也并不比他更少——而更具一层悲剧意味的是,甚至有时候我们越是努力,就越离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更遥远。
  是的,至此我终于可以这么说了,在《迎面而来》这本小说集里我所写的就是这一点——日常人的日常困局,以及那些困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遗留下来的痕迹。我所写的困局并不宏大高远,并不歇斯底里,也并不锥心剜肉,但是却又普遍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水面之下。是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局,每一代人也都有每一代人的挣扎和努力,那些生活不尽相同,那些困局也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那种挣扎和努力却是如出一辙的——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把无解的目光投往屋檐外的天空,而有时候,我们又会下意识地把艳羡的目光投向我们向往成为的身份和角色,就像我父亲当年那样。
  阳光底下无新事,一代人经历过的,另一代人会重新再经历一遍,一个人身上发生过的,另一个人身上也会重新再发生一次,尽管底色和内容可能因人各异,然而那种烟火却人人有份儿,任谁都逃脱不掉。我们当然都明白这一点,只是日日囿于其中,却很少跳出来也很少能跳出来去面对这一点。而我自己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我的写作者身份有时候让我在自己和周围的人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通过小说表达了出来。
  有时候我不免想,我们的父辈,我们,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往上和再往下的历代人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或许并非是出人头地,也并非是显贵荣耀,而只不过是想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心事也不用为什么奔波的普通人而已,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只是把自己这个人带出去又领回来而已,衣袖里没有藏着什么秘密,眉眼间也没有挣扎过的迹痕——只不过,要做到的这一点,要成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所付出的可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生,甚至付出一生也未必就能完成,更甚至付出一生也未必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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