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时辰》建构帝王日常生活 一叶知秋,一日也能知兴衰 　　十二时辰,相当于24小时,也就是一天。一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里不过一瞬,即使在乾隆皇帝六十载的执政生涯里也不值一提。历史学者吴十洲教授选了平凡的一天,寻找种种细枝末节,洋洋洒洒写成了28万字的《乾隆十二时辰》。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普通日常,与传统的宏大叙事相比,这种历史书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鹊华秋

忙碌是常态
　　乾隆朝是清代历史上由盛而衰的时期,了解乾隆朝对于把握清史至关重要。
　　清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公元1765年1月28日。这一日,天下太平,并不存在什么重点事件或者历史转折点。然而《乾隆十二时辰》为何选择这一年、这一天呢?
　　乾隆皇帝25岁登基,在位共60年,乾隆三十年正好是乾隆朝的半程。此时的乾隆皇帝55岁,相比他89年的人生路来说,正在由壮向老之时。在吴十洲看来,无论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体生命,选择这一年书写乾隆最平衡、最有代表性。这就好像是做理化实验或者数据分析,最普通的条件才具有普遍性,这种样本研究才有说服力。
　　不过,想写皇帝平凡的一天也非易事。官方正史里只记大事,只有《清实录》才会记录皇帝生活里的鸡毛蒜皮。所谓实录,就是采用逐日记录在位皇帝言行事功的流水账簿。
　　在卷帙浩繁的《清实录》中,乾隆朝的《清高宗实录》内容最为丰富,足有1500余卷,参加纂修者达1202人,历时9年才完成。可即便如此,在《清高宗实录》中,有关乾隆三十年正月甲寅(初八)日的记述,也只有旧装本的4页纸,合计625字。
　　上面只记载了发生在这一天的三件事。一是乾隆皇帝与大学士及内廷翰林在皇宫中茶宴,以“雪象”为题对联句、对诗文。二是一则处置原甘肃武威县知县永宁涉及十余万两不明所得银的上谕。三是一则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将吉林乌拉锡伯佐领归属蒙古旗管辖的奏折。
　　这三件事毫不相关,对于乾隆皇帝的政治生涯来讲,实在是平凡无奇,远不足以反映皇帝一天生活的全貌,所以,吴十洲又查阅并采用“宫中档”“内务府档”,通过这些宫廷档案去尽可能还原皇帝生活。
　　《乾隆十二时辰》的开篇,为读者梳理出了乾隆皇帝这天的基本行踪。换算成现代标准时间来看:23时到凌晨3时入眠；凌晨4时起床更衣,坤宁宫朝祭；5时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6时在中南海同豫轩进早膳,然后到乾清宫西暖阁读实录、圣训；7时更衣,在建福宫稍坐,到重华宫参加茶宴；8时、9时在重华宫与大臣们对诗联句；10时至12时在养心殿勤政亲贤殿批览奏折；13时在养心殿前殿召见臣工；14时继续在养心殿前殿召见臣工,然后在养心殿进晚膳；15时小憩,阅览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督的奏本；16时与大臣傅恒“晚面”；17时到18时,在养心殿三希堂等处玩赏文物；19时小憩；20时之后养心殿后殿东稍间就寝,入眠。
　　早上4点起床,晚上8点睡觉,一天两顿饭。参加朝祭,给太后请安,阅读实录、圣训,批奏折、见大臣、办茶宴、搞诗会。身为一国之君,乾隆皇帝这一天下来,也不比现代的“打工人”们能轻松多少。只不过,在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一个小时的休闲娱乐时间里,现代人是用来玩手机、刷视频,而乾隆皇帝则是用来把玩三希堂里的心爱文玩。
帝王的“戏码”
　　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只有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关注乾隆皇帝一天的生活起居才有更大意义。
　　乾隆朝是有清一代的隆盛之世,而乾隆三十年又是这盛世中的极盛时期。这时,乾隆皇帝对西北边地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也进入了和谐发展、政治安抚的新阶段。
　　横向比较,乾隆二十二年(1757),国家府库存银为七千万两,达到了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时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总额还是国内贸易总额,均居世界各国之首。乾隆上半叶的中国农民比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农民吃得要好,而且也较富裕,一般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
　　纵向比较,康乾盛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几次盛世之一。这样的盛世,据《孔圣枕中记》的说法,需要九个甲子,也就是说五百四十年才可能出现一次。按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也要五个世纪之久。
　　作为盛世的统治者,乾隆皇帝当然不会只是吃吃喝喝、风花雪月。虽然仅是一天,但是《乾隆十二时辰》也反映出了乾隆皇帝起居乃至执政的一些常态。
　　清朝以“敬天法祖”为家法,常年举行朝祭和坚持阅读圣训、实录,是皇帝的日常。这一天,清廷举办了重华宫茶宴,这是君臣吟诗联句的雅集,用以彰显崇文理念。联句结束后,乾隆皇帝赐予与会者《石渠宝笈》一部,这种君臣间礼物的流动起着联络情感的作用。清帝标榜文化事业超越历朝,《石渠宝笈》被作为礼物赏赐,对于大臣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信号,昭显的是皇恩浩荡。
　　清朝还注重“勤政爱民”,勤政的皇帝就要坚持亲自处理政务。这一天,乾隆皇帝批阅了奏本,接见了府州县等基层官员。阅览奏本可使皇帝与大臣间保持信息通畅,维护君臣关系。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在授官、京察、大计、保举、升调、俸满时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鉴定升降去留,这样可以保持皇帝对官员以及基层社会的了解。这些都是勤政的表现。当然,皇帝也不是事事都自己拿主意,遇到复杂的问题,还会和大臣商议,比如召军机处领班傅恒面议政事等。
　　正月初八日这一天是顺星节,要祭祀星辰。几天后的正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将要第四次南巡江浙。这一天宫中上上下下都在为即将启程的南巡做准备。乾隆皇帝仿祖父康熙皇帝,一生六次南巡,一路察吏安民,锤炼官兵,体现了清朝“马上朝廷”的统治特色。而南巡表达的孝道、尊儒、治河等政治文化,亦极具清朝意识形态的特色。
　　总体来说,乾隆皇帝在努力扮演一个圣王的角色,一个才华横溢的诗坛领袖的角色,一个对母后尽孝道、对妻子尽夫道、对子女尽父道的守礼男子的角色,一个多神崇拜的世俗信徒角色。这是乾隆皇帝一天的“戏码”,也是一生的“戏码”。
变动的时代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只不过,乾隆皇帝万万想不到,在他身后仅仅40年,西方文明强盗,就把战火烧到了皇孙道光帝的门前。这时的八旗兵,还在用当年乾隆爷征伐大小金川的武器装备来对付英吉利的坚船利炮。
　　人们对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并不买账,甚至把清朝衰败的根源引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这一年,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率使团出使中国,年迈的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贪图西洋奇器珍玩,而未能把握住这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会。这一误,让乾隆皇帝留下了无尽骂名。
　　我们虽不能以今度古去苛责前人,但谁也不能否认,18世纪中叶的世界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仅就1765年而言,在英国,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架手摇纺纱机可以同时纺出多根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它的出现,标志着以机器代替手工劳作的新时代的开始,由此敲响了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钟声。另外,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在这一年下水,这对于东方世界来说似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这一年,英国政府的苛捐杂税使得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日益加剧。10月,来自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聚于纽约,召开反对印花税法大会。大会拟订了一份权利和自由宣言书,宣告殖民地人民没有义务向英国纳税。大会还提出了“美利坚人”的概念,号召抵制英货,很快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得到了响应。这场斗争迫使英国国会于第二年宣布废除印花税法。这一事件意味着美洲大陆的觉醒。
　　这一年,日本也悄然诞生了一件新生事物。德川将军府上的专职医官多纪元孝,为了培养医学人才,开设了“跻寿馆”,主要教授汉方医学,成为江户时期医学教育的先导。此后兰学兴起,出现了主要教授西方医学的芝兰堂,西方医学勃兴一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及实证主义精神,激发了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学习的热情,萌发了他们社会改革的意识。
　　这一切已有的和即将来临的世界变局,在当时的“天朝”上上下下,没有引起人们丝毫的关注,似乎盛世的歌舞升平能一直延续下去。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5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显然,《乾隆十二时辰》不包括在他的历史研究的框架中。
　　《乾隆十二时辰》的史料内容不算新颖,但它为历史书写展示了一种思维模式、叙事结构。将错综复杂的背景,延伸至历史人物的生活之中,并将自然状态尽可能多地展示在可知可信的一天中,如此一来,“短波”也有了价值。这种尝试,让历史书写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上　乾隆皇帝大阅图
中　乾隆皇帝佛装像
下　乾隆皇帝写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