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行为可以贯穿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定是‘旅行’”。曹操的《观沧海》、郦道元的《三峡》《水经注》、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南宋江河日记、晚明霞客游记……当我们被那些“沧海遗珠”的片段所感染和熏陶时,美国汉学家何瞻的《玉山丹池》则将它们串联到一起,对中国的传统游记文学做了一次史诗级的讲述。
　　□何瞻

　　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篇非常有名但常被误解的作品。在短短的四句话中,苏轼捕捉到中国旅行书写最本质、最持久的特性。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轼如何感受图像、形状和轮廓,以及如何从不同角度描述庐山的山水景色———远、近、高、低。诗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因此,他的视线从不静止,山峰也从来没有在一定距离之外被观看。虽然语言本身,无论诗意与否,都不能天然地表现物理移动,但是苏轼的诗歌充分地展现了不断变化的运动。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看山的视角“总不同”,还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获得山峰的“真面目”。当苏轼说“只缘身在此山中”时,这里的意思是,在穿越山峰时,他始终在观察着庐山的自然特征。在空间中前往一个指定目的地的移动经验决定了这种不断变换的视角,恰恰是这种视角,最有效地定义了传统中国游记。
　　为重要事件按其出现顺序留下书写记录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但这之后,我们看到,“记”的形式得以扩展,开始处理其他类型的“重要事件”,这其中包括与旅行和游览有关的经验。《玉山丹池》试图指明和讨论的是一个由游记原型和典范带来的关键信息,即中国游记文学体现了对“经验”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在物理世界的移动过程里,人与物的互动经验。我们看到,这些旅行的目的或是审美的、社会的,比如与朋友一起欣赏山水的旅行；或是报道式的,比如体验和描述一处著名地标或历史文化遗迹。可以说,直接的、真实的经验是所有中国旅行文学的基础。
　　当然,没有两个作家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观察外部世界,所以在如何体验和描述山水、古迹、雪湖,甚至喀斯特洞穴上,中国作家也确实有巨大差异。出于这样的原因,游记作者对个人经验的重述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像柳宗元和张岱一样的作家,遵循了一种被晚清民国学者王国维称作“以我观物”的实践。其他像范成大和徐霞客,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呼应了北宋哲学家邵雍(1012—1077)提出的“以物观物”。这两种偏好的主要区别是,在前类中,作者用游览经验和山水观察来表达个人内心的忧虑或矛盾(柳宗元),或仅仅是通过简短的自我画像来自我解嘲(张岱)。第二种路径在南宋江河日记、明代学术评论类和科学调查类游记中表现十分显著,它较少强调“自我”的角色,转而描述、分析和证实个人在旅程中的观察。对第二种方法的偏好,特别是从南宋到明清,反映了这种理念:通过观察、记录和最终的“格物”,作者进行实证性地追问,这是完善自我修养,建立自我身份过程的一部分。从旅行经验中获取的世界知识能帮助年轻的读书人进入政府工作,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司马迁。他曾在年轻时广泛游览,后来又因这些经历而获得宫廷里的官职。毫无疑问,特别是明清时期,许多希望有朝一日跻身官府的年轻人都出于同样的目的前去旅行。
　　中国游记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本质是非正式的。除了达到这个体裁最基本的要求(叙述前往真实地方的旅行,描述一个特殊位置和相应的作者回应)外,游记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写作形式。作者享有的高度灵活性体现在:他们如何书写旅行经验,尤其是用哪种语言来描述旅行,讲述见闻,并表达它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像元结一样的作者会选择高度文学化的风格,而另外一些,比如陆游,就更喜爱报道式的语言。还有其他以宋濂为代表的作家,在游记中混入历史和地理的参考信息,用来确认或否认史迹(如钟山)的传统叙述。一些像王士性和徐霞客那样的旅行作家,甚至改进了这种体裁,使它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游记形式:“科学考察”游记。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散文体裁,能为作者的个人需求和文学需求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恰恰是这种自由赋予了中国旅行文学充满活力的品质。
　　这种表达的自由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游记总是直接显示一个作家的情感。在《玉山丹池》一书涉及的众多作家中,柳宗元、苏轼和张岱是三个最重要的例子。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游记里掌控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风格,更多地显示自我,表达他们对困难与挑战的认知,这种困难和挑战源自他们被迫身处的时代和环境(如政治流放、朝代变迁、个人不幸等等)。中国旅行文学呈现了一种按时间顺序进行的第一视角事实性叙述；它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自传”形式。玄奘的印度旅行记录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显示了游记文本如何在作者视角下揭示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细节。尽管如此,我们同时还要记得,游记也为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服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文学媒介,通过它可以获得和传播那些有关陌生地方的知识。正如在明代中晚期,伴随旅行机会的增多,文人旅行兴趣高涨,各类与地方有关的文本开始大量生产和传播,这包括了个人游记集、专集、名胜地游记选集(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作品的实用目的是满足大众对第一手可靠信息的需求,指导他们在一处给定的景点该期待什么、该找寻什么。
　　在明朝,“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被用来形容那些仅靠在家阅读大量书籍就能拥有广博知识的人。我确定,《玉山丹池》书中讨论的任何一位作家都认可这个观点,即有益的知识需要从严肃的研究中获得。但尽管如此,我也可以很自信地说,他们也会一致同意卷首语中来自约翰逊博士的劝勉:说到旅行的好处,与其在家闲坐,想象外面的世界,还是出门去,旅行吧,由此获得经验和知识,扩展你的思维,“管理”你对世界真实样貌的想象。最终,中国旅行文学可以被看成两个迥然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不能或不愿出游的神游旅行者们提供描述性的叙述；启发那些能够走出家门的人,“与其想象事物该是什么样子,不如去看看他们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