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读无字地书　不放过每一铲土 ——考古学家许宏与郑岩对谈“考古的浪漫与温度”(下) 　　□许宏　郑岩

进入考古人视野才叫发现
　　许宏:我们不断地在说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跟北宋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有什么关系?刚才郑岩老师说了是日本人,古代中文学养极其丰厚的日本人,他们把《考古图》中的“考古”用来翻译考古学archaeology这样一个词。但是吕大临那个考古实际上是好古,跟古玩相关。所以“考古”这个词被引进过来之后,就与百年之前诞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联系起来了,刚才郑老师说了它与金石学的不同。进一步说,它的不同如果再浅显点说是什么?以前所谓对古物有兴趣的,全是冲着古物的价值去的,好看、经济价值比较高、上面有文字,是这样的。但是西方考古学者很决绝地说,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问,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也挖到有宝物的墓葬,我们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都会有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比如良渚、三星堆,但是考古人不是冲着这些宝物去的。这宝物当然有重要的信息,但是你看贝丘就是古人吃完贝类剩余的垃圾,我们认为它们也同等重要。我们研究这样的东西是为了探究广义的历史,是为了探究人类的过去。
　　至于主持人刚才问的遗址都是怎么发现的。这说起来非常遗憾,我们想找的重要遗址、好东西往往不是考古人发现的。因为考古人太少,你带着学术目的去找反而找不到。兵马俑是农民挖井挖出来的,良渚的玉器,三星堆的器物坑,大都是农民取土发现的。但是它的价值必须是专业人士才能意识到。所以我们说考古发现,一般都是以它进入考古人的视野,并被我们公之于学界,这才能叫“发现”。比如说二里头,以前农民早就发现了,后来是当地文物干部知道了,他们领着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去,徐旭生先生写了报告并公布出来,这才被视为正式的发现,这是1959年的事儿。徐旭生他们是为了什么去的?是为了寻找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夏王朝都城去的,没想到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遗址,二里头这才走进了考古人的视线。
　　郑岩:就有点像动物学。逮到一头野猪吃掉了,这不是动物学家；逮到它解剖了,研究它,这才是动物学家。
　　许宏:对,这说得好。
考古学对认知的颠覆
　　主持人:我觉得刚刚许老师讲那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其实《考古中国》里面有特别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就想问问有没有颠覆了大家对于历史认知的,发现了之后突然觉得改变了我们曾经对于历史认知的发现?
　　许宏:在中国考古学诞生那个时候,我们对地下遗存所显现的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全是空白的,所以那时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是颠覆性的和填补空白的。比如仰韶,曾经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新石器时代,还有彩陶这样的东西,全部空白。我们的前辈后来又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黑陶,比仰韶文化要晚,才知道还有黑陶文化。你看殷墟,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都邑、大墓、青铜器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空白。然后在四川,谁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居然还有三星堆这样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个过程中几乎都是在填补空白。当然现在空白越来越少,但也不是说没有了。我们现在许多发现,比如石破天惊的陕北石峁城,是在十几年前才发现的。所以说我们看考古学就是在不断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初期,几乎都是这种颠覆性的发现。
　　郑岩:我觉得除了填补空白,还有很多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比如许老师说的,我们过去中学课本讲的古史,大家往往感觉就是由不同的王朝先后相继排列成的一条线。有了考古发现,加上对文献的综合研究,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夏、商、周既是一种时间关系,也是一种空间关系。夏王朝末期的时候,商人已经起来了。商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周从西边兴起了。刚才说到三星堆,还有湖南、江西那些同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可能都是不同程度受到中原影响的地方政权,古书上基本没有记载。通过考古我们就知道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许宏:尽管我们学界在许多问题上聚讼纷纭、争论不休,但对于早期中国、对于中国上古时代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多元一体,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在知道中华文明最初根本就不是单线发展进化的,而是一开始没有中心,一点一点中原中心出来了,滚雪球似的扩大,到最后形成帝国一体化。这样一个认知完全是中国考古学建构起来的。
　　主持人:是满天星斗的。
　　许宏:对,大家读我的书都比较熟悉。我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概括这个过程:第一个是满天星斗,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说的,非常形象。然后从二里头开始,我认为中原中心出来了,是月明星稀的状态。这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什么叫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出青铜器的那几个坑跟殷墟是同时期的,但它就不归殷商王朝管。这叫有中心的多元。至于再往后就是皓月凌空,一体一统化的秦汉帝国,才开始奠定了古代中国王朝更迭的基础。从多元到一体,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脉络,是考古人把它建立起来的。
考古都用哪些工具
　　主持人:刚刚老师们也讲了很多特别有趣的考古故事,很多网友很感兴趣,考古人在考古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说那个小铲子,大家问这个小铲子碰到国宝会不会怕碎?在考古人手里面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许宏: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说考古人就是解读无字地书。为了解读无字地书,我们探索出了一整套绝活,从方法到具体技术到工具的运用,怎么合适怎么用。有一些根本不是考古人自己发明创造的,而是借用的。考古工作是从粗到细的,我们考古队分成三种人,最基层是我们发掘的时候请来的民工,就是农村的大爷大妈,他们最常用的是铁锨,做的是最基本的清理出土的活,属于体力劳动者。一旦进入了文化层,或者发现了遗迹现象,从那时候开始就得精耕细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刮锨就开始派上了用场,它比你刚才说的小铲子还要大一点。一开始我们用一种工兵锨,感觉不好用,后来我手下的高级技师发明了一种工具,很遗憾,这玩意儿没法有专利权,因为它太容易做了。说起来简单,他用买来的菜刀,菜刀的刀刃都是上好的钢,把刀把去掉,在菜刀的中间部位安上一根跟菜刀垂直的铁棍,一把上好的、非常顺手的刮锨就做出来了。以前带学生实习,有学生问遗迹现象或文化层分不清楚怎么办,老师的回答就是一个字——刮,三个字——继续刮。直到比较清楚了才开始用那个小手铲,平头的、尖头的,一点一点尽可能小心地清理。但是如果遇到漆器,还有像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之类的器物,那个时候手铲也显得太粗笨了,就开始用非常精细的工具剔剥,比如餐刀,甚至用筷子削尖了一点一点剔清,如果还得更细,就用牙签来剔非常精微的地方,跟绣花一样,考古就是这么做下来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就是磨洋工哈。
　　主持人: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
　　郑岩:这个跟要提取什么信息有关系。现在要提取的这些信息和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求也不一样。过去灰坑里、墓葬里的填土是扔掉的,现在要取样。
　　许宏:这我就有发言权了。是这样的,我经常愿意说一句话叫: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就像郑老师刚才说的,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师,那时正好是刚从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回来。发掘时老师或领队交代说除了土什么都要,包括石头都得要,你得让老师、领队看看是不是制作石器的石片、石核,但是土不要,土全扔了,因为没有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就这么规定的。但是20多年以前我的同事赵志军老师从美国博士毕业回来,带回来了浮选仪这样的设备。一旦有了浮选这个理念和方法了,就用水来冲洗土样,里面的粮食颗粒和狗尾巴草啥的,就都发现了。植物考古学家,他们自称为“植物人”,在实验室里便用显微镜来观察我们提供的这些碳化样本,我们这才知道二里头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五谷齐备了,小米、黄米、稻子、小麦、大豆全有了,在这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也是一种信息提取。你刚才问的是怎么铲,现在讲的已经更高大上了,这东西跟手铲一样,设备、手段,背后是理念的变化。
　　郑岩:观念的改变,格局的改变。
　　许宏:最大限度地获取历史信息。
　　郑岩:考古学最早集中于艺术品的发现,就是要找宝贝。到谢里曼发掘特洛伊的时候,已经扩大到其他人工制品。现在不光是人工制品,还要研究环境。因为今天我们环境出了问题,我们想知道环境如何变化成今天这个样子,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发展,带动了方法的发展。
　　许宏:我记得在西方考古学中,发掘庞贝古城时已经注重所谓Context(背景关系)了。除了清理壁画、器具等好东西之外,开始注意它是在哪儿出的,这个房子、这个池子是什么功能、什么性质的,它们分别是哪一期的?这种关注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主持人:研究得细致了,这是不是高科技带来的变化?
　　许宏:我觉得科技是第二步,它只是手段。因为本来科技手段可能都已经有了,但是你为什么不用它,你不用它是因为你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你要关心这个问题了,你才能想办法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宝物之外,要搞清楚庞贝古城那些人当时是怎么生活的。不光是富人,还有穷人,一般的日用陶器他们怎么使用?谁跟谁的关系如何?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整个理念思维复杂化,逼着你在方法、技术甚至设备的层面都得跟上。
　　郑岩:即便是人造物,和以前的概念也不一样。博物馆的藏品要分级,我觉得这跟考古学的理念不完全一样。考古学是“众生平等”,一件破碎的陶器也很重要,一块动物的骨骼也很重要。
　　许宏:我作为考古队长,绝对不能说出土的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没有不重要的。
从考古现场到博物馆
　　主持人:我正想问,刚刚老师说的出土文物上面还沾着土,但是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溜光水滑的、干干净净的文物。就像郑老师《年方六千》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文物,有的是国宝,有的可能感觉并没有很重要,所以很好奇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些国宝,在策展、选品的时候是怎么分重要性的?在您二位看来,他们是怎样排序的?
　　郑岩:博物馆的历史就很复杂了。我们从欧洲说起,近代博物馆的起源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改革带来的一个极端的倾向,是对天主教教堂的冲击。在那些新教徒看来,教堂里的圣物、圣像都不能引导人进入天国,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激进的圣像破坏运动。那些被打碎的圣像、圣物,它的宗教价值被否定了,就开始有人收藏它们,并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和研究。这些收藏后来发展出艺术史的研究,也变成公共教育的一种手段,博物馆就出现了。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为收藏品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赋予一些新的价值,比如文人从中体会到的“古意”,一种审美化的历史感。但这些藏品是偶然获得的,不系统的,它和原来历史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和遗忘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博物馆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杯子里盛着茶。但是,考古学研究那个杯子时,要想到茶。唐人的瓷器为什么南青北白?这既与技术有关,也和当时茶汤的颜色有关。我们现在如果把茶倒掉,那件瓷器的美感也就不完整了。今天的艺术史也是这样想问题的。
　　许宏:郑老师刚才说的南青北白的茶具,我想你刚才说过器物都洗得溜光水滑了。我们现在刚出土的器物,如果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允许马上就洗。因为现在很有可能从一个陶器的内壁里边提取到酒或者盐的成分。你如果全洗完了,这个信息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