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鲁霞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载: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郭沫若给出了“凡事有经有权”的评价,毛泽东对“有经有权”一语十分欣赏,引郭为知音。所谓“有经有权”,意指“讲话”中既有普遍的规律、经常的道理,又有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
孔子最早意识到经权之紧张:“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大致意思是:在一起为学的人,未必皆能得道；即使能得道,未必能坚守；即使能坚守,又未必能适时应变。在孔子眼中,学、道、立、权,是四个层次分明、依次递进的境界,而权的境界最高、最难达到。
孟子沿袭了孔子的思想,且更加灵活、具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伦理的根本原则,可谓之“经”；“嫂溺援之以手者”则是对原则的具体灵活的运用,可谓之“权”——嫂嫂落水了,小叔子还是要拉一把的,毕竟人命关天。
经权之变,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难度极高。大概也似绘画,如大师齐白石所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极端——太似与不似——皆不可取。文人之“病”,多在“执理无权”(戴震)——只知片面强调“天理”,不懂因时制宜,因此迂腐不堪。以反经的面目出现的权,也存在潜在的危险,行权无度很容易离经叛道。机会主义者在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同时,通常会冠冕堂皇地祭起灵活掌握、特事特办的旗子,因而丑陋至极。所以,儒家对权又有着本能的警惕,特别强调“反经合道”和“行权有道”。朱熹说:“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朱子语类》)程颐甚至强调:“权只是经。”(《论语集注》)
凡事做到有经有权、反经合道,在经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政治这一行动的领域,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不让它熄灭,或者做一个机械行事的齿轮和螺丝钉,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是,在具体的情形下,做到有经有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嫂溺援之以手”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通常所倡导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是现代版的经权之变。
柏克的《美洲三书》的最大价值,可能在于对于经权之变恰如其分的把握,这也是一种绝高的政治智慧。在柏克看来,美洲的独立并非不可避免,正是政治家的目光短浅和不通权变,才导致矛盾不断升级以至于不可收拾。当英国因为财政窘迫而试图课税于美洲的时候,柏克就敏锐地意识到事态可能被引爆,因为美洲在英国议会中并不享有代表权,而无代表不纳税一直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柏克在议会反对课税于美洲的建言最终没有被决策者采纳,于是利益之争进一步升级为原则之争——课税于美洲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当战争一触即发,柏克在下院发表了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这也是《美洲三书》中最为精彩的一篇。柏克演讲的核心是,若对美洲动武,既是对英国宪政的践踏,也是对美洲自由的侵害,不仅征服不了美洲,而且会导致美洲的独立。
柏克在美洲问题上料事如神,但最为难得的是他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尽管这些对策并未被当轴者所采纳。事情一旦涉及原则和主权这类“经”的问题,当轴者也就被撮弄上了虎背,些许的变通式的应对,立马会引起嚣嚣群情的反对。面对一片主张对美洲动武的大呼小叫,无奈的柏克一针见血地质问:难道万事只能有常,就不该有变?柏克清醒地看到,“对内战,许多人表现得很热诚,然究其实,却多是嘴皮子功夫,很少见这高尚的情怀落到实处”。发出为国献身豪言的人并不上战场,许诺输献家财者却抵押上了整个国家。与经与常的迷惑力紧密相伴的,却是陷阱和丑陋。
对政治家而言,达经权之变,首先需要眼光,不能做事后诸葛,可惜,柏克周遭的大多数政治家“至少落后于政治50年”。其次,政治家既要会号脉,还要能开方。守经不变主义者貌似政治正确,但开出的方子或者陈年老套不能治病,或者以虎狼方使病情加重。就此两方面的基本素质而言,柏克不愧是政治家中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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