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席越的新书《他们的中国》最近问世,书中关注了在中国生活的18位老外的故事。
“中国的老外”是个特殊群体,从马可波罗到费正清、斯诺、基辛格,有的成了“中国通”,留下皇皇巨著；有的则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时见诸报端。
当西方遇见东方,那些来到中国的老外,如何审视这片土地?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文章,呈现一个“他们的中国”。
□本报记者 吉祥
从老外那里发现一个不熟悉的中国
1965年,还在读大学的加拿大青年乔·卡特接触到了左翼思想,对毛泽东和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20年后,已经是建筑师的乔终于来到了中国,在天津一所高校任教。此后的十年,他历经失业、没有收入来源等各种煎熬。
如今,乔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5年,尽管汉语说得比较慢,但字正腔圆。作家席越记录了乔的故事,在席越的新书《他们的中国》里,乔成为书中记录的18位外国人中的一员。
《他们的中国》中的主人公来自世界各地: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巴西、以色列……他们在中国的时间长则二十年,自己的故乡反倒成了“回不去的远方”；短则几个月,脑海中的中国印象每天都在刷新。这些老外在中国从事的职业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将中国名家作品翻译介绍到母国的翻译家,有的是到中国交流访问的专家学者,有的是满怀憧憬到中国创业的热血青年。
在著名媒体人黄章晋看来,《他们的中国》一书的价值不是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独特的生活经历,而在于,“从他们那里,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中国”。
当西方遇见东方,不同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汉学家史景迁把西方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作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搜罗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大汗之国》就像是一面“西洋镜”,透过它,我们能看到八百年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记录与幻想、洞察与偏见。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
史景迁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擅长用独特的视角和笔法讲述中国。他的重要著作《追寻现代中国》历述明末到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同时论及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出版后畅销欧美。
西方记者将“红色中国”推向世界
近代中国特别是共产党和红军为世人所知晓,与一批关注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密切相关。其中最有名的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莫属。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
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他的所见所闻日后被他写进书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出版,随即引发轰动。次年2月,该书的中文版在上海出版,彼时抗战已经开始,考虑到国共合作等因素,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如《西行漫记》所描述的,当时红军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斯诺在书的开篇中罗列了众多关于红军的问题:“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斯诺在书中解释了共产党在西北受到群众拥护的原因,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实施了类似孙中山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对农民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西行漫记》问世后,许多年轻人受此影响,对红色沃土心生向往,一批批赶赴延安。毛泽东为此曾评价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与斯诺同时期的另外两位记者史沫特莱和斯特朗,同样将视线投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史沫特莱留下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革命战争。斯特朗则第一个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正是通过她发表的。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一书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在延安等地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斯特朗相继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并终老中国。
中国转型期的解决方案是“中国通”的观察焦点
如果说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对中国革命充满热情,那么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观察则更为理性。如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所说,学者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看法,“也要批评”。
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费正清著有多部中国研究书籍,《美国与中国》介绍了中国早期历史、近代革命史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在他的传记《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他以自己的观察回答了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进行了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基本断了联系,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难以获得,这导致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异常艰难。对这些学者冲击更大的是,受二战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费正清因被认为有“亲共倾向”而被批评并接受调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初开。傅高义于1987年受邀来到广东做研究。在7个月的时间里,他去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两年后,傅高义推出《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这也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傅高义已经着手准备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资料。
“中国通”们也及时关注中国的变化。哈佛教授特里尔较早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特里尔的书籍《毛泽东传》在中国出版后,广受追捧。3年前,特里尔的《我与中国》问世。这本书涉及的人物上至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下至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有评论认为,特里尔将视线从领袖人物转向中国普通群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思考,即“什么在孕育中国转型期的解决方案”,特里尔的结论是“活跃的社会氛围、市场经济、自由流动的思想”,而不仅是“明智的政治领导人”。
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通”、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去年10月也推出新著《论中国》。该书是这位美国前国务卿首部中国问题专著。基辛格分析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
两位哲学家对中国的思考更加令国人思考
与这些“中国通”相比,90多年前西方两位著名哲学家的中国之行如今很少被人提及。
1919年4月,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杜威应邀访华,一年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对当时的中国,杜威有这样的评论:“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素在华的演讲后来被集结成书出版,书名叫《中国问题》。在书中,罗素对中国人的性格缺点进行了直接阐述,将其归纳为三点:贪婪、怯懦、冷漠。
学者童世骏在一篇介绍此书的文章中说:“在罗素看来,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中国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些观点读来有振聋发聩之感,更加令国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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