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大学教授)
回首2013年,我过眼的书不能算少,但绝大多数是为了写作或为了准备写作而进行的“忙读”。当然知道这并非最好的阅读方式,但我却几乎找不出闲读的时间。于是谈论今年的阅读状况,我必须提一提我写的那些东西了。
实际上,今年的写作活动也是从阅读一本书开始的,这本书就是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读毕于2012年的上半年,但当时为什么读它,现在却记不太清晰了。可能是有次听他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说,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先期发表后反响不错,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关注。于是我给钱振文打电话,问他书出版后为什么不送我。钱说没把这本书当回事,且目前手头已无存货。我说算了,我自己买一本吧。
这本书读过之后,我在去年6月就有了写一写它的冲动,但真要写的时候已到今年年初了。起初,我只是把它写成了个随笔体的书评,但马上就发现,五六千字的篇幅没办法把我想要表达的全部想法呈现出来。于是我开始重新琢磨,试图以点带面,把这本书及我的相关思考进一步“问题化”。最终,它变成了一万四千字的论文: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说开去。
为了把这篇文章写出点模样,我又重读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部分章节,细读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一书。我找出了周春霞送我的《解读红色经典——〈春青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当年我参加过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本书就是那篇博士论文。我又买回了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和姜辉的《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翻阅一番,想看看“红色经典”问题在年轻学者那里是何种思路。不用说,这些书中还是李杨教授的那本最见功夫,于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的儿子。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还有了点反响。比如,5月遇《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先生,他见面就说我这篇文章,还说我的文章勾起了他想读钱书的欲望,问我能否跟作者要一本。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但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10月复见面,他又说起此事,我才如梦方醒,便立刻买一本给他寄去。这件事情我没跟钱振文提起过,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再比如,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当代文坛》的感谢信,信中说,我的这篇文章已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寄上500元作为奖励。这件事情我立刻告诉了钱振文,我说我发财了。
又一次琢磨红色经典问题,我依然意识到的是红色经典与真正的经典的距离。按照我的理解,大凡真正的经典,往往具有原创性、可阐释性、持久性和召唤性等特点。例如,《红楼梦》之所以是经典,不仅因为其思想、主题、写法等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不断阐释,甚至形成了所谓的“红学”。而这部小说自诞生以来,能被一代代读者喜爱,又说明它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魅力。许多年前我读三毛的《背影》,曾看到上高小的三毛在课堂上偷读《红楼梦》。当她读到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时,泪流满面。“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他”。今年的一位考生告诉我,《红楼梦》她读了二十多遍,其中的诗词更是烂熟于心。我想,对于一部经典来说,这种例子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然而,虽然“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给一代人留下了特殊记忆,但现在读它们的人恐怕已少之又少了。于是我想起老作家陈冲说过的一句话:所谓的红色经典“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评价,不如说是一种保护措施”。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