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抗美援朝烈士
埋在丹东的最多
6日上午,记者来到坐落于丹东市锦绣山北麓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1951年由志愿军第50军建设的这处陵园,是国内最早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这里共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既有从战争前线运回来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也有在后方牺牲的空军战士和战地记者。
“烈士墓碑上的字都是按照烈士牺牲时留下的信息刻上去的,因为战争比较残酷,有的病重的战士可能当时还没有机会被别人认识就牺牲了,这样,负责安葬的同志没有办法得到关于烈士家乡和部队番号的一些信息,也就不能把他们刻在石碑上去了。”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任孙大力说。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仅仅是分布在东北几个边境城市中众多烈士陵园的一个。这个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国边境小城,作为当年战时最重要的大后方,是东北几个边境城市中埋葬志愿军最多的地方。据孙大力介绍,整个丹东市现有志愿军烈士陵园大小十余处,其中市区的四个陵园共安葬着1804位烈士,单山东籍的就占到了195位。
“当时作为主要的大后方,不少受了重伤的战士被运送到这里的医院救治,有些伤重不治的就原地安葬了。也有些被运送到沈阳、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有些伤重不治的也都埋在当地了,但是总的来说,边境城市中埋在丹东的算是最多。”
“山东籍的烈士在我们这儿有不少,而且近些年来,在媒体和像张红琢这样的爱心人士帮助下,不少山东籍的烈士都‘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孙大力介绍说。
2011年8月3日,本报就曾联合丹东当地媒体发起过“为山东籍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的活动,最后成功帮助14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没有后人的烈士
“寻亲”难度很大
“现在通过媒体和民间爱心人士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烈士家庭得以在烈士的墓碑前与烈士‘相认’,但是仍有不少烈士未能‘找到’自己的亲属。”孙大力介绍称,“有很多烈士参军之前还没结婚,这样就没办法留下后人。对于大多数非直系后人来说,一个年代久远的叔叔伯伯,可能没有办法激起那么强烈的情感共鸣。对于这些烈士来说,想要‘寻亲’可能会更加困难一些。”
随着烈士后代逐渐老去,加上异地祭祀的不便,不少家属萌生把烈士遗骨迁回老家的念头。“要是能迁,还是希望把父亲的遗骨迁回去。”80岁的烈属刘修云老人说,4月5日的丹东祭奠之行是她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出远门。行程中,她不止一次试探性地问能否将父亲的遗骨迁回山东老家。
刘修云老人面临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烈士家庭,但目前看来,他们的心愿很难实现。“根据现在的政策,要想迁移烈士遗骨困难比较大。根据国家在优抚方面的相关规定,烈士的墓地有个属地管理的原则,安葬在那儿,就由当地的主管部门管理,不允许迁出。”
山东烈士人数 全国最多
据省民政厅数据,全省登记在册的烈士共有30.1万人,居全国之首,其中无名烈士6.9万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战场之一,山东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就有将近22万人。
1945年下半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国挺进东北的革命武装接近7万人,山东就占了6万,许多山东籍战士在东北战场上包括全国其他战场上牺牲。
(宗禾)
寻亲大使辛酸路 靠一己之力助人 频遇冷眼拒绝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任雅欣
他们与烈士或其家属非亲非故,却数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找寻烈士家属的路上,为烈士和家属建立起一座桥梁。他们风餐露宿,饱受磨难,却无怨无悔。问及他们为何要这样做,许多人说:只想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告慰烈士在天之灵,让这些为战争献出生命的烈士魂归故里。
非亲非故
甘当“寻亲大使”
除了张红琢,本报2014年“十大凡人善举”的获奖者郑沂家,也是一位“寻亲大使”。从1969年参军起,他就一直在为牺牲在临沂的无名烈士寻找姓名和其家属。除了最初让他燃起“为烈士寻亲”梦想的三位无名烈士外,他还帮助其他83位无名烈士找到了名字,并与三十余位烈士的战友或亲属取得了联系。
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还有2008年“全国十大真情人物”之一的余法海。他来自湖北省赤壁市,2005年在赤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时,他发现了142个烈士墓。为了给这些烈士“寻亲”,他按碑文记载的地址,给烈士家属一一写信；没有回信的,他就亲自出门寻找。经过努力,10年间他为110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花光所有积蓄
初心仍未改
依靠一己之力寻找烈士家属,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牺牲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只为帮助烈士“寻”亲。
为了凑足出门的“寻亲”经费,余法海卖掉自家的小平房,临时借住单位同事的房子。几年下来,寄信和外出“寻亲”已让他花掉了全部的个人积蓄,只有留下来的一沓沓车票,见证了他的漫漫长路。
张红琢告诉记者,最初妻子并不支持自己的决定。“主要问题就集中在经济方面,因为这事儿,她那时经常和我吵架。”郑沂家也表示,在媒体报道之前,自己帮烈士“寻亲”的事儿根本就没告诉过家人。“我都说自己是在外面打工,给家里挣点钱,其实我干的都是往外花钱的事儿。”
缺少官方支持
却有足够的热情
在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中,这些“寻亲使者”或多或少都寻求过政府及民政部门的帮助,但在他们眼中,相关部门做得并不到位。
“民政部门也只是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郑沂家说。张红琢则更有感触:“我去不少省市的图书馆或烈士陵园寻找资料,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让我们进入,能进入的也基本都需要付费。”
“个人通过自身渠道与烈属取得联系的过程,与民政部门无关；我们并不是不鼓励、不支持,但这样的行为毕竟不在民政部门的掌控范围内,我们无法做出保证。”省民政厅优抚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缺乏授权、定位模糊,却有足够的热情,这些“寻亲大使”在帮助烈士“寻找”家属、帮助烈属寻找烈士安眠地的路上依然跋涉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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