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市场不需要“超国民待遇”
2016年02月2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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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生
商务部长高虎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平稳增长,不存在西方媒体所炒作的“外资撤离潮”。高虎城部长同时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不可能再给外商“超国民待遇”。
“外资撤离潮”是近几年时常能够见到的说法,但高虎城部长提供的数据表明,这并不符合事实。“十二五”期间中国引资规模比“十一五”增长高达30%,2015年中国吸收外资达到1263亿美元(不含银行、保险、证券数据),比上年仍有5.6%的增幅。这种势头进入今年仍未有改变,今年1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2%。这表明,尽管确实有一部分外企离开中国,但中国吸收外资总体上是保持平衡的。
那么,为什么市场会给人以“外资撤离潮”的感觉?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是,在撤出中国的企业中,有一些是国际上知名的,如阿迪达斯、西铁城等,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媒体热衷报道的目标。但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原来为吸引外资而给予进入中国的外企的特殊政策待遇逐步到期,同时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成本逐渐走高,在逐利效应的驱使下,一些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很显然,后者是一些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更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外资企业给予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优惠,包括土地使用、金融信贷、税收等,都优惠于中国本土企业,这种“超国民待遇”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中国在吸收国际资本投资方面一直领先于全球,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
但是,这种“超国民待遇”有明显的副作用,它一方面使市场资源更多地流向外资企业,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还使政府握有了对企业更多的“支配权”,不仅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政府给予的优惠中赚取利益,国内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也热衷于向政府伸手要特殊待遇。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不仅扭曲了政商关系,而且使市场活力受到了严重遏制。因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目标以后,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取消“超国民待遇”,让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并不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以前差了,而是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以前更规范、更成熟了。在“超国民待遇”下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更多看中的是中国提供给它们的优惠待遇,其进入中国的生产基地从事的只是缺少技术含量的低端生产,其效果是使中国引资出现了可观的数量型增长,却无助于中国经济质量提升。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不仅国内企业需要以自主创新产品来占有市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同样需要产品升级换代,而不能再指望从“超国民待遇”中获取利益。如果固守于原有的利益格局,不仅难以在中国市场立足,即使在国际市场上,它们的领地也将出现萎缩。
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在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后,将致力于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来管理市场。负面清单制度是近年来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政府对投资的管理模式,它可以减少企业投资在政府审批过程中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不仅适用于国内企业,同样适用于外资企业。通过这种新型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投资环境将更透明、更稳定,投资待遇也将更公平,更有利于各类企业发展。内资、外资企业能够在同一市场环境之下展开公平的竞争,各种市场活力也将在这种竞争中不断释放出来。因此,正像高虎城部长说的,中国未来仍将是全球最受外资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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