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年,撒切尔夫人(右二)和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的民众一同亮相。(资料片)
2月20日,在经过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长谈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终于与欧盟其他27国领导人达成一致:欧盟将允许英国拥有“特殊地位”。以此为前提,卡梅伦宣布,英国将于今年6月23日进行全民公投,商讨英国是否要留在欧盟的事宜。
英国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自己与欧盟的关系,对于这一幕,相信上了岁数的英国人会有十分强烈的“即视感”,因为早在40年前,英国就曾经闹过这么一出,只是那时英国纠结是否要离开的对象还不叫“欧盟”,而是其前身“欧共体”。名头虽然变了,英国人今日对欧盟的恩怨纠结,仍是不改当年。
本报记者 王昱
“结婚”不易
时光拨回到1944年,虽然那时二战还没有结束,但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格局分配问题。话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看着欧洲地图,突然向他的僚属们问了一个问题:“战后的欧洲是否会形成一个联合体?如果形成,我们的朋友英国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罗斯福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既充满了预见性又暗藏着顾虑。在二战期间,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战友,获得了美国最多的扶持和援助。然而,如果英国在战后选择与欧洲大陆国家共进退,美国很可能重演一战后沦为新世界秩序配角的尴尬故事。
对于总统的这份顾虑,时任美国国务卿斯特提纽斯保证说不可能,理由是:英国在任何一个自己不占据领导地位的俱乐部里,永远都是不舒服的。
斯特提纽斯的这个论断,几乎成为英国后来与欧盟纠结情缘的一道诅咒。二战结束后,以法国和西德为首的欧洲核心国家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灿烂的风景,欧洲联合自强结出初步硕果。在法德塑造欧共体时,英国一直是“观望者”。后来,英国的态度开始由观望转向融入,个中原因是欧共体市场对英国吸引力大增,同时美苏出现缓和,英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英联邦也日趋松散。眼看海峡对面逐渐形成一个同盟,英国决定加入这个集团。
1961年英国正式提交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当时,英国对入欧的态度可谓非常认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经对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请相信我!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吉普林(英国诗人,其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扩张的时期)、大英帝国‘光荣孤立’时代的英国了。在我们国家,很多人,特别是青年,感到我们应该创造一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历史……让我们把欧洲团结起来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干:您、我和(西德总理)阿登纳。”
然而,面对如此感人肺腑的言论,戴高乐却来了个“十动然拒”,他将英国视为美国打入欧共体的“特洛伊木马”,暗示只要自己在位,就不会答应英国的入欧请求。当然,戴高乐这样做肯定不是幼稚地基于英法长久以来的历史恩怨,而是基于英国独特的国际立场。首先,英国本身就是个金融大国,更有美国兄弟在台前幕后的种种暗箱协作。另外,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是想脱离其作为北约成员而受到的来自美国方面的限制,因而对于英国这个一峡相隔的欧洲异类显然是顾虑重重。
来自戴高乐的阻力一直到1969年他辞掉总统一职后才有了明显的转变,新上任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与英国政府互作让步。终于在1972年,英国在欧共体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加入条约。1973年1月,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当时的英国报纸曾经将英国入欧称为“艰难的婚礼”,英国入欧之路的曲折可见一斑。
差点“闪离”
然而,对于来之不易的这场“婚姻”,英国国内几乎是在刚刚签字的那一刻起就出现了“悔婚”的倾向——当时在野的工党揪住入欧一事,批判执政的保守党一心只想要打开欧洲,却忽略了英国产业工人入欧后可能面临的利益损害。在这一批判的影响下,一手将英国送上欧共体战车的保守党内阁倒台。新上任的工党首相威尔逊宣布,将在1975年进行一次全民公投,重新考虑是否留在欧共体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在当时英国大多数政客的眼中,全民公投并非解决政治分歧的良法。在西方近代政治学中,全民公投其实是一种不怎么可靠的表决方式,只有像古希腊那样幼稚而不成熟的制度才喜欢搞全民公投(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雅典城的全民公投处死的)。在相对保守的英国政客看来,让公众越过受过政治训练的职业议员,冲到台前直接对某个复杂而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外交问题进行投票,这样做不仅冒险,而且不负责任。当时担任保守党党魁的撒切尔夫人,在获知工党欲举行脱欧公投时,就曾经大骂工党政府无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用公投的方式把这个大麻烦像垃圾桶一样踢给国民。”
在新政府内部,反对公投者也大有人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拉汉就极力反对贸然公投,他形象地比喻说:“所谓公投计划,就像是一条小小的橡皮救生筏,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一天,才能去依赖它。”
然而,时任首相的威尔逊遇到了如今卡梅伦同样的尴尬——他明知公投不靠谱,脱欧也非明智选择,却不得不选择这种方式。因为以当时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托尼·本为代表的党内力量,竭力抵制“欧洲共同市场”的想法,如果不满足这一派别的愿望,威尔逊内阁很可能面临倒台,所以威尔逊只能赌一把,“相信大多数英国人的理智”。
万幸的是,威尔逊最终赌对了,1975年6月5日的公投中,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的选民比例占到67%。当时多数英国人的看法差不多:虽然和欧洲邻居相处有诸多不易,但放眼未来还是值得留下。一直支持英国留在欧共体的威尔逊在获知这一结果后十分高兴,他后来回忆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民众选择离开会带来什么:英国将丧失欧洲的市场,还会丧失作为一个国家的信誉。”
对比看来,目前卡梅伦无论党内处境还是发起公投的动机都与当年的威尔逊十分相似,不过,卡梅伦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劣势:首先,英国人对于欧盟的期望值早已大不如前了,当年英国国民多数对于本国的国力发展缺乏自信,对于是否可以鼓起勇气对欧共体说再见,多数英国人觉得自己并不具备足够的主见。英国《经济学人》在1975年公布对600多家企业总裁的调查访问,9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其次,英国选民的心态也在这些年中发生着变化,如今的英国早已告别威尔逊时代,尤其是极不情愿跟着主流政治家人云亦云了。
所以,当卡梅伦因为不堪党内外“脱欧”声音困扰,再次祭起“公投”这块挡箭牌时,他无疑正在开启一场比前人更大的赌博。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万一英国人真的在“脱欧公投”中选择了离开,英国真的能够承受与欧盟“离婚”的损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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