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涛
1936年7月21日,鲁迅在得知他的小说集《呐喊》即将翻译成捷克文在捷克出版的消息之后,很高兴地撰写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一文,他指出:“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从这一段话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观点,即重视各国之间的“文字之交”,就是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的翻译来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可以说,鲁迅本人也是身体力行了这一观点。回顾鲁迅的文学活动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翻译活动从1903年就开始了,直到1936年逝世前夕,共留下了大约239万字的翻译作品。李万钧在《鲁迅与世界文学》一文中统计了鲁迅的翻译成果:鲁迅在长达33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了十五国一百一十人的两百四十四种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花费了大量心血所翻译的外国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及文章不仅为现代中国的文坛输入了异国的文学作品,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促进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文字之交”。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对中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其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国政府于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大会,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8个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出席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左翼文化力量的联合。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作为中国和苏联以及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重要媒介之一的鲁迅,已经逐渐淡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
进入21世纪,文化建设再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在这样的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面对如何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如何增加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问题,重温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以及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观点,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重视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倡导的“文字之交”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鲁迅是现代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字之交”的先驱和杰出代表:他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述现代中国,通过翻译把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而世界各国的汉学家通过翻译鲁迅的作品和研究鲁迅,从而帮助世界各国的读者通过鲁迅的作品来了解现代中国。因此,鲁迅所倡导的“文字之交”,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重点在于世界各国之间通过文学作品的相互引进和输出,逐渐形成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促使各国人民“彼此不隔膜,相关心”。就政府提出的增强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而言,其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单纯采用政府输出文化的办法,一味地把中华文化送出去,而应当采用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的文化交流相结合的办法,在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合力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应当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把一些优秀的外国文化请进来,通过不同层面的中外文化交流,逐渐加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其次,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鲁迅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主要是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但是也不能忽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是和经济交流相辅相成的,没有很好的文化交流也很难有很好的经济交流。鲁迅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着一定的联系:鲁迅生前对中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而中东欧国家就是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国家；鲁迅的文学创作对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的一些国家的左翼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主要国家。因此,我们要延续鲁迅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文字之交”,继续推动鲁迅在世界的传播和研究,从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实现增强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本文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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