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兰
在我家里,珍藏着一张我和三个姐姐60多年前拍的合影,那一年,我大姐22岁,二姐19岁,三姐17岁,而我才12岁。
父亲对我们姐妹四人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每天必须打算盘“小九九”十遍,写大仿十张。写大仿时,握毛笔要在手掌里握住一个鸡蛋,身子要坐直。有一次,他看见三姐趴在桌子上写,当头就是一竹竿。我们姐妹现在能写一手好字,得益于父亲的严格教诲。
1955年夏天,二姐高中毕业,因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工业大学。那一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了济南二中。当时,大姐从济南师范毕业已两年,在淄博六中当语文老师；三姐在济南助产学校毕业,即将离开济南去济宁工作。暑假过后,亲密无间的姐妹四人就要分离,于是,大姐带着我们姐妹来到济南院西大街(现在泉城路)的“瑞昌”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宝贵的合影。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没有工作,家庭的重担全落在大姐一个人的肩上。大姐从济南师范毕业才两年,每月工资仅29.5元。而就是这点钱,竟然要支撑着我们全家的生活:她每月往家中寄出15元,用作我和母亲的生活费,给在北京上大学的二姐寄10元,自己仅留4.5元作为生活费。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4.5元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大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二姐大学毕业回到济南,三姐也调回济南,而我则来到了沂蒙山区工作。
如今,大姐、二姐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最小的我也是七十有四的人了。回想起六十多年的风雨岁月,我情不自禁写下四句诗:“手足姐妹喜相逢,抚今追昔述怀情。阿姊耄耋妹古稀,至亲至爱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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