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家接待清华“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同学,她说话幽默,逗得大家直乐。(据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
编者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杨绛:永远的女先生》近日出版,全书收入了文化界名人、普通读者和杨绛先生的亲朋好友对她的追思和怀念。本期“书坊周刊”摘编杨绛生前好友吴学昭女士的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2016年5月24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杨绛先生,万没想到这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见!
因为有些日子未去探视,保姆小吴见我走近病床,趴在杨先生的耳旁说:“吴阿姨来了!”久久闭目养神的杨先生,此刻竟睁大眼睛看我好一会儿,嘴角微微上翘,似有笑意,居然还点了点头。随后轻轻地嘟囔了一句,隔着氧气面罩,听不很清,意思应该是“我都嘱咐过了……”我从未见过杨先生如此虚弱,心上酸楚,强忍住几将夺眶而出的泪水,答说:“您放心!好好休息。”杨先生已没有气力再说点什么,以眼神表示会意,随即又闭上了双眼。据一直守候在杨先生身旁悉心照顾的保姆和护工说,此后到“走”,杨先生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不久,杨先生的侄媳和外甥女也来探望。内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请我们到会议室,介绍了杨先生病情,说她目前大致稳定,但已极度虚弱,随时有意外发生的可能。我还是那句老话: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这是杨绛先生反复交代过的,她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杨先生的身子暖暖的,手足却凉。小吴和护工不断摩挲杨先生的手臂使它热乎,又用热水为杨先生泡脚生暖。她静静躺着,乖乖地听任她们摆布不做声。
当日午夜时分,医院来电报告杨先生病危。我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部部长池净、杨绛先生遗嘱的另一执行人周晓红,以及杨先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所长,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急急奔往协和,一心想着亲送杨先生最后一程。但待我们到达病房,杨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是2016年5月25日凌晨1:30。所幸老人临走没有受罪,有如睡梦中渐渐离去。
杨绛先生遗嘱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在遗体火化后公布。
2016年5月27日清晨,协和医院的告别室绿植环绕,肃穆简朴。没有花圈花篮,也没张挂横幅挽联,人们的哀悼惜别之情,全深藏心底。杨绛先生静卧在花木丛中,等待起灵。她身穿家常衣服,外面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访西欧时穿的深色羊绒大衣,颈围一方黑白相间的小花格丝巾,素雅大方。这都是按杨先生生前嘱咐穿戴的,她不让添置任何衣物。化了淡妆的杨先生,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细眉高扬,神采不减生前,只是她睡得太熟,再也醒不过来。
尽管没有通知,许多同志还是赶来送别杨先生。这里没有前呼后拥,也无嘈杂喧哗,人人都轻手轻脚,生怕把睡梦中的杨绛先生闹醒。
“绝对的公正”“绝对的价值”究竟有没有
杨先生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无论读书、作文、处事怎样忙个不停,永远都那么有条有理,从容不迫。
同住南沙沟小区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杨先生也等着动身；只是她一面干活儿一面等,不让时光白白流过。
为保持脚力,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7000步渐减为5000步、3000步,由健步而变成慢慢儿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坚持走步不偷懒。
日复一日的“八段锦”早课,2016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离地两三寸了。
毛笔练字,尽量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背”,少有间断。只是习字时间,已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步步缩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
杨先生这“钱办”司令真是当得十分辛苦,成绩也斐然可观。
《钱锺书集》出了,《宋诗纪事补正》、《围城》汉英对照本出了,尤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容安馆札记》(3巨册)、《中文笔记》(20巨册)、《外文笔记》(48巨册)在内皇皇71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竟于杨先生生前全部出齐!很难想象,杨先生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论中英文,杨先生都亲自作序,寄予深情。
杨先生在忙活钱著出版的同时,不忘自己一向爱好的翻译和写作。她怀着丧夫失女的无比悲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斐多》出版后,杨先生私下说,她原来倒没想深究灵魂死不死,而更想弄清“绝对的公正”“绝对的价值”究竟有没有。如今不是仍在讲“真、善、美”吗,是非好恶之别,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走到人生边上》则写得不那么顺当,有过周折,颇费心思。听杨先生说,此作起意于她九十四岁那年,立春之前,小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闲来无事,左思右想,要对几个朋友“人死烛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一致信念来个质疑。
没想到一质疑,便引发了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从未想过,有些还是经常想的,只是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留在心上。糊涂思想清理一番,已不容易,要一个个问题想通,就更难了。不料问题越想越多,好似黑夜走入布满乱石的深山僻径,磕绊跌撞,没处求教!自忖这回只好半途而废了,但是念头愈转愈有意味,只是像转螺丝钉,转得愈深愈吃力；放下不甘心,不放又年老精力不足。正像《堂吉诃德》里丢了官的桑丘,跌入泥坑,看见前面的光亮却走不过去,听到主人的呼喊又爬不起来!
杨先生说:“我挣扎,这么想想,那么想想,思索了整整两年六个月,才把自以为想通的问题,像小姑娘穿珠子般穿成一串。我又添上十四篇长短不一的注释,写成了这本不在行的自说自话。”她为台湾出版此书的繁体字本写道:“我这薄薄一本小书,是一连串的自问自答。不讲理论,不谈学问,只是和亲近的人说说心上话、家常话。我说的有理没理,是错是对,还请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教。”
“别太难过,没准儿以后我们还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2014年9月,杨先生将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还有钱锺书先生密密麻麻批注的那本韦氏大字典,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移交时,周晓红和我在场,杨先生指着起居室挂着的字画条幅,笑说:“这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先留这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样?免得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国博的同志立答:“当然,当然。全听您的。”
遗嘱已经公证。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作了交代。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她身后归还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的小条。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
杨先生后来也像父亲老圃先生早年给孩子们“放焰口”那样,分送各种旧物给至亲友好留念。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也有小古玩器物等等。我得到的是,一本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版的THE 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 (“英诗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学昭妹存览 绛姐赠。”我惊诧于杨先生的神奇:我从未跟她提及喜读中英旧诗,她竟对我与她有此同好,了然于心。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珍贵,它曾为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伴她入梦。许多页面,留有她勾勾画画的痕迹。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一叠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的唐诗宋词,都是些她最喜欢的诗词。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文革时抄此,入厕所偷读。我能想象这一页页用钢笔手抄的诗词,当年曾被她贴身带入劳改厕所,在清理打扫之余,“猴子坐钉”式地蹲坐便池挡板上,偷偷诵读,自娱自乐。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我怎敢领受?可是杨先生执意说:“拿着,留个纪念!”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跤,寄来膏药,让她贴贴。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位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托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戏称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振作,告他:爱,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而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品。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今年春节,杨先生是在医院度过的。旧历大年初一,我去协和探视,床前坐坐,聊聊家常。末了杨先生又交代几件后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杨先生却幽幽地说,她走人,那是回家!要我“别太难过,没准儿以后我们还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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