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我经常和人聊小说,有人说,写小说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则就有人为的痕迹了。我从来都不相信这样的鬼话。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写的时候用心了,小说是天然的,你写的时候浮皮潦草,小说反而会失去它的自然性。你想想看,短篇小说就这么一点容量,你不刻意去安排,用“法自然的方式去写短篇,你又能写什么?写小说一定得有“匠心”,所谓“匠心独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的也许只有一点,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我想说,就因为“将献公堂,惴惴恐不能当,思试之斗以觇之”,下面的斗蛐蛐才自然,否则就是不自然。
斗蛐蛐这一段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叫“推波助澜”。第一是推波,第二是助澜。这个推波相当考究,蒲松龄这一次没有压,是扬,扬谁?扬别人,扬那个好事者的“蟹壳青”,一下子把它推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这等于还是抑了。请注意一下,“蟹壳青”这个名字很重要,人家是有名字的,是名家,成名的这只小促织呢?属于“刀下不斩无名之鬼”的无名之鬼。结果很简单,“无名之鬼”赢了,“推波”算是完成了。在我看来,这个推波完成得很好,不过,它可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呢?小说写到这一步大部分作家都能完成,我真正要说的第二个,是助澜。这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
我想说,人的想象有它的局限,有时候,这个局限和想象本身无关,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如果一个普通的作家去写《促织》,他会怎么写呢?他会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了好几个促织,最后,天下第一,然后呢,当然是成名完成了任务,成名的一家就此变成了土豪。如果这样写,我想说,这篇小说的批判性、社会意义一点都没有减少,小说真的完成了。
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乔丹摆脱了所有的防守队员,一个人来到篮下,他是投还是扣?——投进去是两分,扣进去还是两分,从功利目的性上说,两分和两分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乔丹是这么说的:“投篮和扣篮都是两分,但是,在我们眼里,扣进去是六分。”“我们”是谁?是天之骄子,是行业里的翘楚,“我们”和普通的从业人员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眼里,扣进去是六分。这是不讲道理的,但是,这才是天才的逻辑。
小说写到这里了,两分就在眼前,是投,还是扣?这是一个问题。这个球如果不是扣进去的,《促织》这篇小说就等于没有完成。在天才小说家的面前,小促织打败了“蟹壳青”,一切依然都只是推波,不是助澜。什么是澜?那只鸡才是。小说到了这里可以说峰回路转、荡气回肠了。我敢这么说,在蒲松龄决定写《促织》的时候,那只鸡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没有这只鸡,他不会写的。从促织到鸡,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在这里,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鸡?
蒲松龄的选择有许多种,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狼。
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传奇性,让促织战胜了狮子,我会说,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但是,蒲松龄不会这样去处理,他渴望传奇,但是,依然要保证他的批判性,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蒲松龄的选择一定是日常的,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在家禽或家畜当中做选择。那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选择家畜?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家畜和小昆虫没什么关系。那好,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家禽了。我想问问大家,在家禽里头,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答案是唯一的,鸡。
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顾常识,一味地追求传奇,小说的味道会大受影响。你不要投篮,要扣,要六分,很好。但是,你如果不是用你的手,而是用你的脚去扣篮,观众也许会欢呼,但是,对不起,裁判不答应,两分不会给你。小说也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就是美学的标准。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不是马戏和杂耍。
我们都很熟悉《堂吉诃德》,公认的说法是,小说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马车、火车、汽车,我要说,《堂吉诃德》就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警匪片。同样,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是怪兽、水妖或山神,我也要说,它依然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惊悚片。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
文学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勇气。想象和勇气自有它的遥远,但无论遥远有多遥远,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无边的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摘自《小说课》,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