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茂
从小读书,就被灌输了许多读书吃苦的道理,比如“头悬梁,锥刺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所有这些名言警句都有一个预设的愿景,今天吃苦,就是为了明天享福。要是没有这个美好的愿景,能否忍受得住吃苦,谁也不敢保证。问题是,吃了苦,生活未必就如期望的那般春暖花开。
东方卫视搞了个《诗书中华》的益智节目,有位选手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成“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点评的钱文忠老师打趣说,这与一般人的期待是一致的,人们大多希望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在潜意识里,人们希望不吃苦就能获得幸福,没有人生来就愿意吃苦。范仲淹两岁而孤,母亲为了生计改嫁朱氏,范仲淹也更名朱说。长大后,范仲淹了解了自己的身世,非常伤感,拜别母亲到应天府求学。据《宋史》记载,范仲淹读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终于在26岁时高中进士。做官为宦的范仲淹做了两件特爷们儿的事,一是“迎其母归养”,二是还姓更名。因为有这段特殊的境遇,范仲淹才堪为读书改变命运的励志模范,勤学苦读的经历对于范仲淹无异于重塑人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他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
我的家乡曾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居于大巴山南麓,贫穷闭塞。我的求学经历颇为坎坷,在我上学时,能完整地享受小学教育的同龄人也不太多,我PK掉了大多数人进入初中,又PK掉了绝大多数人进入高中。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我被确诊为神经衰弱症,俗称“书痨”,从此开始了三年的治病求学之路。相比正常升学的高中生,我比他们晚了两年。当时我们住的是大通铺,一间教室被改造成了临时宿舍。病情最严重时,我几乎彻夜不眠,同学中谁说了什么梦话、谁打呼噜,甚至谁翻了一个身,我都一清二楚。夜深了,我看见月亮挂在中天；清晨,我看见太阳从东山升起。除了失眠,我还消化困难,整天不知道饥饿,吃一顿可以管一天。那时,生活普遍困难,许多同学营养不良、身材消瘦,我的状况更差,因为吃不进食物,加之睡眠困难,不仅瘦弱不堪,而且整天头昏脑涨。十八九岁的我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倒,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眼前直冒金星。有一段时期,我整天想的就是活着不如死了好,脑中盘算着用什么方法可以最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理智告诉我,不行!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
我把希望寄托于治疗,村里有一个熟人在区(即现在的镇)医院当医生,是当地最有名的医生,为了治疗我的病,父亲还给医生送了礼。高二那年暑期,我每隔一周去医院一次,排很长时间的队,带回一大堆苦涩难闻的西药。医院距我家约10公里,来回步行,都是山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不想与人结伴,选择独行。在潮湿闷热的山沟里行走,蚊虫不时叮咬,让人不堪其扰。稻田里水汽蒸腾,热浪滚滚,让人呼吸困难。山梁上虽然有风,但汽车经过时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让人掩口不及。因为病人多,医生的脾气很坏,对我这样的小辈并没有多少耐心,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才读了多少书呀,就成了神经衰弱!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不读书,病就好了。
受了医生的奚落,病却一点不见好。父亲又托人给我找了一个专治精神类疾病的中医,这个人住在一个山沟里。父亲带我翻山越岭去看病,遇到熟人就说走亲戚,不敢说去找某医生,因为老乡们风传我得了无法治愈的神经病。周围不少人有时很恶毒,他们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却是极大的伤害。工作以后,我不大回家乡,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与此不无关系。医生开的药很贵,因为要用人参一类的引子,一服药有时要100多元,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很大一笔钱。在学校煎药不便,父母就做成丸药,饭前吃一颗苦涩的中药丸是极其痛苦的,还会影响胃口。父亲决定泡药酒给我,每天至少喝两大杯,病没有治好,酒量却增加了。后来换了一位老医生,这位医生转换思路,从健脾养胃、安神养气入手,辅之以心理治疗,比如每天睡前打坐20分钟,迫使自己入定。老医生还建议我适当运动,有时间就去钓钓鱼。我也看了一些书,学了一些太极十八式之类的招式,想法让自己集中注意力。慢慢地,睡眠大有起色,消化也好多了,病渐渐好起来。三年后,终于考取了外省一所本科师范学院。
村上春树有一篇文章——《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我认可文章的观点,因为没有人愿意吃苦,不必劝人吃苦。吃苦与享福,有时不一定有前后对应关系。况且读书未必就是吃苦,不觉得读书苦、觉得快乐的大有人在。我从不怀念那三年生病苦读的日子,也不想把自己包装成励志楷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不愿尝试神经衰弱症。但命运无常,没有神经衰弱症,可能会经历什么别的考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一样不会沉沦下去,这才是我最愿意与年轻人分享的体会。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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