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件收音机的故事他都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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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见习记者 孙璇
图/本报记者 李岩松
历时两年
修好美式收音机
王伟民的“私人收音机博物馆”隐藏在一个繁华路段的小区内。三室一厅,木质搁架上整齐地排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收音机。这其中既有他漂洋过海从国外背回来的,也有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而这些老物件有的已有百岁,木质的机盒有些老旧,刻画岁月的痕迹。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王伟民收藏了300多台老式收音机。
初见王伟民时,他不苟言笑,语速不缓不慢,有些严肃,谈起收音机却有些收不住的话。在他眼中每一款收音机都有生命和性格,它们从哪里来,历经的沧桑岁月,每一款收音机的故事王伟民如数家珍。
在他的收藏中有一个系列,全部来自上海无线电二厂,共有30多台。无论是前身飞乐还是转型中的工农兵亦或是后来的红灯牌,每个机型王伟民都收藏在内。“红灯牌711当时在中国是大批量生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它改变了风格,变得更时尚,线路也简单,成为当时模仿最高的一款收音机。”而上世纪90年代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倒闭让王伟民觉得很可惜。
北侧靠窗的位置有款收音机通体发黑,虽不大起眼却来头不小。有人曾给王伟民提供了一张老照片,泛黄的照片里张学良坐在木椅上,用宋美龄送的收音机认真地收听广播。照片有些模糊,也没有收音机型号,但王伟民对照片上的收音机上了心。他寻觅了半年,偶然间在网络上依据另一张照片按图索骥找到型号,音译“越洋”。历经两年才让这款美式收音机重新发声。“老式收音机的配件难寻,只能找一台一样的收音机换零件,很多都是两台拼成一台。”王伟民收藏收音机有足够的耐心,虽然有求而不得的收音机,但他也并不强求,他始终把与每一台收音机的邂逅当做一场缘分的来临。
骑车买工具
家人都找疯了
说起王伟民和收音机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他12岁,正读小学六年级。一次放学后偶然路过一家旧货商店,立马被这种会发声的小壳子迷住了。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次偶遇让他和收音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少时的王伟民家境清贫,自然不会拿出多余的钱让他“挥霍”。当时王伟民每天有5分钱的早点钱,一根油条,一个鸡蛋,外加一碗粥。为了把心仪的书抱回家,正在长身体的他省吃俭用,几分钱的专业书也要攒两个多月。“今天少吃个油条,明天少吃个鸡蛋,一分分的攒钱买书,有时候也会捡个铁丝、铁棍到废品回收站卖钱。”王伟民说,没钱时就去新华书店蹭书。
在金属质感的收音机中,有一台造型古朴的木质收音机,这台收音机诞生于1968年,是王伟民为父亲亲手制作的收音机。收音机采用的榫卯结构,线圈是从旧的日光灯里寻来的,机体的镂空条纹是王伟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自制收音机的零件是最难搜集的,一个个小螺丝钉都要买。为了买到一个合适的烙铁工具,他骑着自行车赶到30公里外的兖州。“那时候小,也没给家里人说声,一大早出门,到了晚上5点才回来,家里人都找疯了。”王伟民说,就凭着这股痴迷劲,历时一年多他愣是把桐木收音机做好了。
外出旅游
不逛景点买旧物
王伟民是大院里的名人,经常免费为亲朋修理收音机。几十年下来,修理了不下1000台收音机。1993年至1998年间,收音机迎来了重新洗牌,向着收录机转型。邻居们为了赶潮流,修好的收音机就留在了王伟民处。王伟民舍不得扔,便将收音机好好保留了下来。如今,这样的收音机在他的馆内有70多台。
工作后的王伟民也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但每到一个城市他并不爱逛热门景点,而是一头扎进旧货市场寻找收音机的身影。他收藏的收音机大多都有时代意义。“德国的豪华,法国的浪漫,而美国人喜欢玩,多为便携式收音机,日本的更加小巧……”王伟民说,每个国家的收音机都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单从收音机的外表上就能看到这个民族的身影。
去年10月份,王伟民和朋友在平遥古城参加摄影活动时,谈笑间,萌发开个私人博物馆的念头。他将收藏的老式收音机从仓库里搬出来,才发现自己的收音机数量惊人。
所有国内外生产厂家的经典机型,如今在王伟民的个人收藏馆中都能找到。无论是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中国第一台台式晶体管收音机。
朋友评价他是山东省内收藏收音机最多的收藏爱好者。未来,王伟民计划着建个收音机博物馆,将每台收音机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整理成册,而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王伟民并不着急。“一步步的来吧,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收音机。”王伟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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